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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普拉达的女王

◎中文译名穿普拉达的女王 / 时尚女魔头 / 穿Prada的恶魔(港) / 穿着Prada的恶魔(台) / 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初涉社会的安德丽娅桑切丝(安妮海瑟薇饰)来到了著名时尚杂志《RUNWAY》面试,以聪明得到了主编米兰达普雷斯丽(梅利尔斯特里普)的特许,让她担任自己的第二助理。开始的时候安德丽娅感到十分委屈,就算自己多努力工作也无法得到赞赏,经一位老前辈的指点便重新改造自己。工作越来越顺,甚至取代了第一助理在米兰达心中的地位,决定带着这个聪明的女孩前往法国。可安德丽的改变让她失去了男友及朋友的爱,令她非常矛盾。

到达法国后,她得知了米兰达的地位不保了,没想到米兰达竟然牺牲自己多年的好搭档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此事令安德丽娅深感失望,有了抽身离去的想法,到底安德丽娅会何去何从?

老戏骨梅丽尔斯特里普一直都是影片品质和票房的保证。从影20多年,斯特里普陆续获得了12次奥斯卡奖的提名,并摘得影后桂冠,堪称众多演员心目中的楷模。1999年斯特里普主演了影片《心灵的音乐》,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真诚教导学生的音乐女老师罗伯塔。为了演好片中的音乐老师这个角色,斯特里普每天练习至少6 个小时的小提琴,并坚持了整整8周。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该片使斯特里普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奥斯卡提名名单上。她如今已经携手凯瑟琳赫本一起成为获得奥斯卡奖提名最多的演员。被影评人誉为“一代只出一个”的影坛常青树。

这次斯特里普却一改往日的做派,扮演起时髦、耀眼、有口味,却丝毫没有同情心的专制女王,甚至是众多人眼中的女魔头。堪称是“老才女”的全新银幕体验。另外,斯特里普在影片中还要表现出那种发自内心的淡漠和无以伦比的黑色影响力,称得上是又一次演技大挑战。到处受气的艾德里亚桑切丝则由好莱坞小公主安妮海瑟薇扮演,这位凭借《公主日记》系列稳步上位的可爱的女孩儿,以她独有的甜美形象赢得了众多影迷的喜爱,更有“朱莉娅罗伯茨和奥黛莉赫本的综合体”的美誉。2005年,海瑟薇在顺利搭上李安掌舵的《断背山》这艘巨轮之后,再次在好莱坞殿堂内重新展示了自己的种种魅力,影片中虽戏分不算最多,却也以其成熟的表现令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可爱女孩在渐渐地成熟和成长。这次有幸与老前辈斯特里普同台竞技,对海瑟薇来说绝对是个难得提升的机会,想必在与“魔鬼上司”的压迫下,大嘴女孩儿的演技也会迅速精进。

影片中出现在艾米丽桌子上的那本时尚杂志是2004年8月号的《VOGUE》。

影片中安迪受雇的报社是《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纽约镜报》不是虚构出来的报纸,它1898年创办,首任总编是艾伦坡。

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女儿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可是她的镜头最后被剪掉了。

设计影片中服饰的那些设计师,只有华伦天奴在影片里露了面。他给斯特里普设计了一件黑色的外套,斯特里普穿着这件衣服拍摄了博物馆的场景。

为了准备自己的角色,安妮海瑟薇特意在拍卖行里做了一个星期的助理。

影片中米兰达没有化妆哭泣的那个镜头是斯特里普的主意,她觉得这样更能展示人物的内心。

影片中安德里亚和母亲的合照其实就是安妮海瑟薇和自己母亲的照片。

影片中的伊莱亚斯-克拉克出版集团的大楼实际上是迈克格林-希尔出版社的大楼。它坐落于曼哈顿的中心商业区。

安迪的男朋友纳特在小说中是一个老师,但是到了电影里,他却成了一个厨子。

安娜温图尔,《VOGUE》美国版主编,通常被认为是米兰达的原型。她应邀出席了影片首映式。在首映式上,她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普拉达。

为了给米兰达找到合适的双胞胎小演员,剧组面试了超过100对双胞胎。

许多时尚设计师都同意自己设计的服装、饰品、鞋子和包出现在电影中,所以本片也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服装制作费最为昂贵的影片。

在影片结束后,斯特里普把自己的衣柜拿出来做了慈善的义拍。

小说作者劳伦斯魏丝伯格在影片中出演了米兰达的双胞胎的保姆。这是个不署名的小角色,在剧中有个短暂且无声的镜头。

2005年九月作者和导演双双获得奎尔奖(Quill Awards),以奖励书籍和由此改编的电影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轰动和文学激发。

米兰达:噢,别犯傻了--所有人都想做这个,他们都梦想着成为“我们”的一员。

就在所有影迷认为斯特里普已经老去的时候,她却在银幕上出演了一个时尚、耀眼的专制女王。影片上映之后,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评价家的交口称赞。这个角色不仅为她赢得了金球奖,而且还为她拿到了第14次奥斯卡提名。影片改编自劳伦魏丝伯格同名畅销小说,这本书本身是关于劳伦魏丝伯格个人经历的作品,她从学校毕业以后进入了美国著名的《Vogue》杂志工作,在一年的工作中她遇到了女主编安娜温图尔,此人后来在书中把被描述成为“地狱里来的老板”。这本书也是在其辞职后写成的,其故事道出了当代社会众多年轻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时所持有的抱怨和不满的心态,因此出版之后反响热烈,博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同及好评。此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一连高悬了15个星期。

对于请斯特里普在银幕上扮演一个这么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导演大卫弗兰科尔说:“选择斯特里普,是因为她不仅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员,而且她还能呈现出来那种具有喜感的威严。她扮演的米兰达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严肃,而是一种距离感和隔阂。斯特里普有着优异的表演天赋,她最出众的地方就是能将喜剧和戏剧结合在一起,并且让人看不出来有什么生硬与别扭。她能让喜剧情节完美地呈现出来,自然而且流畅。在她的演绎下,米兰达并不是简单地面目可憎、也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而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家庭生活挫败的女人。观众能被她的表演感动,因为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米兰达的成功是牺牲了爱情、友谊和亲情才获得的。这并不是个案,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极少扮演反面角色的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次在影片中“浓妆艳抹”,扮演起了时尚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个时尚界教母式的人物。在谈到这个人物时,她说:“其实我心里并不愉快,我也不想扮演这么一个严酷的家伙。其他的那些年轻演员在片场都非常开心,那些时装和奢侈品牌的最新产品让她们开心极了,但是我只有在角落里看剧本,琢磨人物的心理。演这个角色时,我第一次开口骂人,没想到骂人的感觉是那么爽。”

对于和老戏骨梅姨合作,安妮海瑟薇很是开心,而且她根本没有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她说:“斯特里普没有看上去那么严肃,其实她是挺和蔼的一个人。我们都喜欢和她开玩笑。斯特里普身上有种坚韧和专注的特质,我们在玩闹的时候,她还在看剧本,琢磨人物。我想就是这种钻研,才让她有了今天的成就。”

要说这部影片的看点,除了梅姨的表演,海瑟薇的美貌之外,就要数那些奢侈的、价格高得吓人的时尚服饰和流行尖端的用品了。从最新的苹果电脑到最尖端的Danger Hiptop手机,从银白色的纪念版的摩托罗拉的V3到奔驰S550,影片可谓是奢侈品的大荟萃。

担任影片服装设计的是热门美剧《欲望都市》的服装设计师帕翠西亚菲尔德。在这部影片里,她毫无节制地使用了所有尖端品牌的最新产品。由于服装方面的预算只有10万美元,帕翠西亚只得求助自己在时尚圈的朋友“救济”自己。她说:“这些预算,根本不够用。几件衣服和限量版的包就花掉了。总不能看到时尚界的教母穿几美元一件的衣服吧。我估计,整个影片的服装的造价至少需要100万美元”

按照这种奢侈的标准,帕翠西亚开始把斯特里普打造成她的原型安娜温图尔。把她从头到脚都用名牌包裹起来。帕翠西亚说:“米兰达需要那种极有卓识和气度的穿着,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她是这里的老大。但是梅丽尔看起来根本不像安娜,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安娜的穿着来为她设计衣服,我们要按照梅丽尔的气质来给她穿衣服。”好在有了普拉达公司的赞助,帕翠西亚开始“浪费”起来。在影片中,梅丽尔斯特里普身上总是穿着普拉达,脚上的鞋子,有40%是普拉达。她手下的那些秘书们,也都是CK、Vivienne Westwood、Rick Owens的华服在身。全片中最昂贵的一个道具是价值10万美元的Fred Leighton的项链。这根链子戴在了斯特里普的脖子上。连见惯了大世面的她都惊呼:“太昂贵了,我简直不敢去看它。”

影片《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原著作者劳伦魏丝(Lauren Weisberger)很大程度上在这部小说里在讲述自己曾经的亲身经历。她当年同样在大学毕业之后,便进入了美国著名的时尚杂志《Vogue》编辑部中担任主编助理,经过一年的工作“磨砺”之后辞职。随即便写出了这部关于自己工作经历的小说。在书中,她毫不隐讳了描写了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而书中写道的那个号称来自地狱的老板的形象,亦是直指现实生活中的前《Vogue》主编安娜薇托尔。其实,普通人对于名人富豪的奢华生活总是存有猎奇心理,因此,这本书一经上市就引起不小的轰动,取得了空前热卖的成绩。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一连持续了15个星期高居不下。如今,在曾经炮制过热播剧集《欲望城市》与《兄弟连》的导演大卫弗兰克之手,此书成了被搬上好莱坞大银幕的绝好题材之一。相信,如此有美国风味的“现实主义 ”故事一定会成为这个夏天很多人喜欢关注的焦点。该片也将再次点燃人们希望窥探时尚女编辑私人生活的欲望。

作为一部“少女励志”题材的书,很多人认为《穿Parada的恶魔》是按作者个人经历所编写的,其上司原形是《Vogue》杂志的主编安娜温特(Anna Wintour),而作者萝伦薇丝柏格本人虽然否认故事中的编辑是按现实中的温特塑造的,但很多人却不这么想,这样一来使得这本书一跃至畅销书排场榜。

安娜温特,被认为是米兰达普瑞斯特利的原型

安娜温特(Anna Wintour),被认为是米兰达普瑞斯特利的原型。作者否认此说法。在一篇宣传刊物中她说,米兰达无理的要求有一半来自自己的想象,另一半则源于自己和朋友第一份工作的亲身经历。然而,那些熟悉温特的人(这些人在小说中描叙为米兰达的竞争对手,末尾稍有提及)则说两者在很多方面极其相似:

都对时尚有着狂热怪癖。米兰达对围巾情有独钟,而安娜则在室内常常戴太阳眼镜。

另外,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形象和小说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所以这个形象认为是全新的角色。而《Runway》的封面也用像《Vogue》等时尚杂志相同的字体,以十分时尚的博多尼活字(Bodoni)字体用作杂志标题。

对那些熟悉发行《Vogue》杂志康得纳斯出版公司(Cond Nast)的人,都说薇丝柏格小说里面Elias-Clark大楼的很多设置都和这家公司很象。例如咖啡厅的布局和风格(“绿区”沙拉区和微型的“碳水化合物区”以显示工作人员有多厌恶各种能增肥的食物),还有工作人员进大楼时的身份识别卡,或温特的无菌办公室设计。

温特观点(The Wintour angle)对推广此书有很大帮助。销售业绩高达上百万本,连续六个月在《》最畅销书排行榜上,此外还被翻译成二十七种文字遍布全球。

评论家认为,他们的评审根本没有针对此书一炮而红和太过保守的创作题材。这些看法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凯特贝茨(Kate Betts,Harpers Bazaar 《哈泼时尚》的前任编辑),曾一度在温特手下工作。此人指责本书作者对在《Vogue》工作得来不易的机会忘恩负义:“如果安德莉亚不能认识到为何她应该关心米兰达,那么我们凭什么应该反过来关注安德莉亚,凭什么要对这不值一文的低俗的文章给予更高的奖项呢?”珍妮马斯林(Janet Maslin)在《每日报》中说到:“只能突出心胸狭窄的书,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只能表现作者想以此过过嘴瘾…”

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斯林有意隐瞒了薇丝柏格工作的杂志社的地点,并并未谈及她书中的主角的真正原型是谁。当电影一上映,坚持其一贯作风,提及贝特,康得纳斯的前任主编,不能说其是个公正的评审(在薇丝柏格的第二本小说《时尚公关上流名单》( Everyone Worth Knowing)中的两个角色,被认为是以一个热门的匿名网上八卦专栏写手为原型。其中一个角色这样描述“前任时尚杂志”,最擅长对新书写刻薄的评论。

而喜欢此书的评论家也说,本书有一个所有处女作的问题,但是仍然赞赏“闲来无事读起来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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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购物)中心改变传统摩尔千篇一律的状况

(作者:Susan Reda,联商网编译)-公认的“Lifestyle Center”这个术语的创造者-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的Poag & McEwen 公司对生活(购物)中心(Lifestyle Center)给出的定义是:与现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的一种购物体验,特征为交通便利、停车方便、安全的购物环境、高级的建筑和友好的气氛,以及国内最好的专卖店和餐厅的组合。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对生活(购物中心)的统计数据: 平均年数: 四年 平均可租用总面积: 249,000平方英尺 (典型的中心面积为150,000平方英尺至500,000平方英尺之间) 每个中心内餐厅的平均数量: 5.5 平均租用成本 (销售的百分比): 10 每平方英尺的平均销售额: $397 每平方英尺平均基本租金: $33 中心内出现频率最高的零售商: 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盖博(Gap),Chico’s, Ann Taylor, Talbots, Restoration Hardware, Victoria’s Secret, Williams-Sonoma, Pottery Barn, Bath & Body Works, Barnes & Noble, 和Borders 购物者喜欢这个概念内含的“购物天地的意识(sense of place)”,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活(购物)中心计划开建,零售商和开发商开始担心它的运作效率。 15多年前Dan Poag和Terry McEwen 提出一个解决购物中心单一性的方案。他们深信通过向顾客提供一种安全、方便的邻里型购物体验,可以吸引大量顾客,凭着这种信念,这两家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开发商开始建造小型的、露天购物场所,他们把它称之为生活(购物)中心。 生活(购物)中心有着醒目的建筑,同时它是高档次的餐厅和专业零售承租商的组合区域,这些承租商包括Williams-Sonoma, Ann Taylor, Chico’s 和Pottery Barn,Poag & McEwen建造的各个生活(购物)中心把文化与商业相结合,其客流量和销售额超过期望值。 不久以后,全国范围内的购物中心开发商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也开始效仿。目前,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报道,30多个这类购物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营运,也有同样数量的购物中心在未来两年中准备筹划建设。 然而,生活(购物)中心的成功也引起了一些行业观察者的警惕。他们担心在大家争先恐后利用这个蓬勃发展的概念赚钱时,“生活(购物)中心”这个术语会被滥用,同时他们也担心大家在作出建造新的购物中心的决定之前并未经过慎重考虑。 目前这种生活休闲模式已经得到实践证实,每个人都试图参与这个有成功希望的事业,史蒂芬·格林博格(Steven Greenberg)说, 他是设在纽约Hewlett 的格林博格集团(The Greenberg Group)的总裁。不幸的是,这个术语被一些开发商滥用,他们坚持改写这个术语以适应他们的需要。 在辛辛那提,四个想要在西切斯特镇区建造露天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之间的争斗正在酝酿中。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两个相邻的露天项目正在建设施工,计划在明年开业。在每个实例中,生活方式(lifestyle)和露天环境(open-air environment)这些术语被用来描述这些项目,但专家们认为这些项目仅可称之为区域性购物中心或超级中心,而不是生活(购物)中心。 格林博格是专业店零售商的物业顾问,包括鳄鱼(Lacoste)和The White House/Black Market,他强调对于地段良好且拥有合适的承租商组合的生活(购物)中心来说,仍存在发展的机会。但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心的开业,想要寻找一个理想的地段变的越来越具挑战性。 高档专业店被认为是生活(购物)中心的活力源泉,这些专业店零售商的主管们说他们从每个实例着手,仔细对中心进行了评估。总部在华盛顿雷蒙德的艾迪·鲍尔(Eddie Bauer,著名服装零售商)公司的物业副总裁Mark Borison说:“它作为生活(购物)中心的事实并不能使它成为一种全胜的手段。” 假设它是通过人口特性研究而周密规划的购物中心,同时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再假设那儿有合适的合租承租商, 那么我们将看好它的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生活(购物)中心取代传统的购物中心,他补充说。它们是支持商店发展的新机遇。 购物天地的意识(SENSE OF PLACE) 零售商和购物中心开发商都需要找到能够使它们的业务持续发展的方式,而物业组合中加入生活(购物)中心正好为二者提供了这种机遇。随着新的区域性购物中心建设步伐的减慢以及未开发的大片土地的减少,小型生活(购物)中心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发展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开发商认为消费者喜欢这个概念。当今的购物者似乎更喜欢在户外购物而不是室内,因为这符合他们这个时代的需求,他们喜欢可以开车到他们钟爱的商店购物, R. Webber Hudson说, 他是芝加哥Urban Retail Properties(城市零售地产公司)的物业出租和营销总裁。 生活(购物)中心的成功基于它的购物天地的意识, Michael McCarty说,他是设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西蒙地产集团(the Simon Property Group)调研及公司联络部高级副总裁。购物者用舒适、便利等词来形容这些中心的诱惑力。他们同时也感受到怀旧的气氛。 对一些人来说,这如同是对多年前在大街(Main Street)购物和进餐的回忆。 专业店零售商的基本要求是购物者在生活(购物)中心会大笔花钱。根据ICSC的统计,每平方英尺的平均销售额为397美元。 在一些生活(购物)中心这个数字达到500美元, 几乎是区域性购物中心平均销售额的两倍,同时又与一些国内A级购物中心的销售水平相当。 对于零售商来说,经济收益是令人信服的,George Blankenship承认, 他是苹果电脑的地产副总裁兼设在加州伯克利的Vectiv公司的高级顾问。可以得到不错的租金减让, 租金比较合理,而且总租用费也比较低,因为他们不需要支付空调费用。当你看到每平方英尺的良好销售额,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合租承租商的最佳组合,你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模式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决策基准法 然而,零售商指出在生活(购物)中心内开设一家店铺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考虑。 人口统计学是主要的决策基准, Brian Martin说,他是设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萨克思公司(Saks Inc.)执行副总裁兼总顾问。完美的建筑不等于良好的零售市场。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目标顾客以及他们是否能在这种环境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 萨克思第五大街(Saks Fifth Avenue,美国著名百货店连锁)在生活(购物)中心内开设的店铺面积一般比较小,在80,000平方英尺至100,000平方英尺之间。目前它在生活(购物)中心内开设的商店也屈指可数,包括设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The Summit内的一家商店,以及计划于明年开业的、设立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the Taubman Center内的一家商店。 家具五金零售商Restoration Hardware也持同样的观点。根据公司发言人Dave Glassman的说法, 这家总部在加州Corte Madera的专业店连锁定位于富有的高档次消费者。目前涌现出的很多这一类的购物中心并不完全把销售的焦点集中在高档次消费者身上,虽然这是他们在两、三年前的做法。对于我们来说,进入某个中心的决策基于人口统计研究的适用性, 他解释道,同时他补充说今年仅有一家店铺计划在生活(购物)中心内设立。 传统的面积庞大的封闭式购物中心,商圈半径广大。与此不同的是,生活(购物)中心的贸易区域较小,一般为三至五英里。贸易商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他们的商店在该区域被购物者的接受程度,以及是否会分流最近的区域性购物中心的销售量。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交叉购物在生活(购物)中心在并不常见。 从理想上来说,你希望你开设的每一家新的商店都是当前业务组合的补充, 在艾迪·鲍尔公司工作的Borison解释道。他认为在生活(购物)中心开设的商店数量最终将达到这个连锁集团零售物业组合的10%。开发一个成功的项目需要谨慎地选择和规划地段。 设在密西根州安阿伯的鲍得斯集团 (Borders Group,美国图书连锁店)开发副总裁Alex Lelli认为在确定开设新商店的区域时主要考虑这两个要素:地段及合租承租商。吸引我们的物业类型很多,当然,生活(购物)中心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考虑了很多相关因素。根据这个物业的地段和人口结构,我们相信可以在超级中心做得更好,那儿的合租承租商包括Bed Bath & Beyond以及Best Buy。考虑到在国内的另外一个地区设立商店,我们选择拥有Gap或Pottery Barn的购物中心,他说。 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便利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Lelli提出忠告,购物者确实喜欢驾车去商店,买到所需商品后立即返回。 联邦百货商店(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认为, 适合入驻生活(购物)中心的百货店占地面积比较小, 该公司正在实施其重新缔造(reinvent)百货店新模式的项目,其中也包括对面积较小的百货店的尝试,这种尝试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尽管“lifestyle”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联邦百货的焦点仍停留在区域性购物中心上, 这家总部设在辛辛那提的公司的地产副总裁Gary Nay说,“我们仍将在国内的区域性购物中心开设并经营商店,但同时我们正努力改进较小型商店的模式,以达到发展的目的,同时填补一些小型市场的空缺。” 内涵的细微差别 在决定是否签订一份租约的时候,零售商所面临的部分挑战在于他们考虑到生活(购物)中心定义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细微差别。一些开发商把小规模的露天购物中心合并起来,这些购物中心是一些销售中等价格商品的承租商的组合。而另一些开发商则将大规模的主力商店并入Main Street式的购物环境。 在生活(购物)中心这个术语出现之前,有一些最成功的露天的、体现‘生活方式’概念的购物中心已经早就建成了, Urban Retail的Hudson说, 他举出了一些实例:设在.伊利诺斯州的Oakbrook Center(橡树溪中心)以及设在洛杉矶the Century City Shopping Center(世纪城市购物中心)。关键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及与此对应的顾客基础。在某个市场上,开发商会选择把目标放在家居用品零售商的组合,并寻找类似于Crate & Barrel的公司作为主力商店。而在另一个市场上,诺茨罗姆(Nordstrom)很可能成为满是高档服饰连锁店的购物中心内的主力商店。 设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The Rouse公司的执行副总裁Jerry Smalley强调说对于顾客来说最大的区别仅仅是看它是封闭式的还是露天的购物中心。他说:“顾客追求一种购物环境和体验,这就是生活(购物)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他预计这类中心将是未来几年中开发商寻求发展的载体。这是一个适应性强的形式, 有助于日益变化的零售业的蓬勃发展。 在那些重新诠释这个概念的开发商中,有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Aronov Realty Management公司的主管并购业务的高级副总裁Jeff Wei。该公司今年春天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开设了第一家生活(购物)中心。该公司以百货商店McRae’s作为主力商店,其它的建筑围绕着该店而建。开张之日,就有Borders, Linens ’n Things, Old Navy, Ann Taylor Loft, Gap, GapKids, Chico’s, Bombay Company以及Victoria’s Secret入驻。 在重新定义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你开始了解什么是奏效的运作方式和非奏效的运作方式。这是一场变革的过程, Weil说,零售商是灵活的。他们不会拘泥于生活(购物)中心的一个定义。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寻求承租商的协调组合及吸引挑剔的大众。 教科书上关于生活(购物)中心的定义还包括高档的餐馆。这也是我们在杰克逊中心遇到的障碍,因为这个地方是禁酒的[餐厅不供应酒水], Weil解释道,大环境限制了我们可以接纳的承租商的类型。这个典型实例说明我们应该根据市场条件对这个概念重新进行定义。 没有统一标准 与此同时, 西蒙地产集团的McCarty 声称可以把在马里兰州的鲍威购物中心(Bowie Town Center) 定为生活(购物)中心。就540,000平方英尺占地面积而言, 它的规模无疑是最大的。该购物中心的两端分别是两家大规模的主力商店:西尔斯(Sears)和赫克特(Hecht’s)。它似乎不在真正的生活(购物)中心的范畴之内。但是大街(Main Street)将这个中心的两端连接起来,还有众多的专业店、方便的停车位和几家餐厅。 关于生活(购物)中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一个与顾客紧密相连的概念,同时它取决于开发商是否能把这类物业的最佳形式与他们正在进行的项目结合起来, McCarty说,我们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进行生活(购物)中心的项目开发, 同时我们将做出谨慎的有计划的决策, 但同时也不会排除其它的物业类型。这只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Poag & McEwen的Terry McEwen坚持认为如果不明确生活(购物)中心的概念,将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1987年当我们在孟菲斯做Saddle Creek项目的时候, 赢得零售商的信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类中心没有达到值得信赖的程度。在这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形式的购物中心。 而且在早些年融资也是十分困难的,理由同上。人们不愿意支持一种还未得到证实的概念, 他指出。 现在, 一切都变了, McEwen继续他的话题。零售商知道他们能得到什么,而且贷款的气候已经形成。如果这个概念被修改得太多,它将会使每个人感到迷惑。 他强调大量人口统计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选择远离竞争激励区域的地段。 与一些开发商所不同的是, McEwen并不认为生活(购物)中心需要小型的百货商店作为一个项目的主力商店。在Poag & McEwen 开发的各个购物中心内,占地面积最大的租户是书店。 尽管各生活(购物)中心的开发商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生活(购物)中心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因为这类购物中心仍然是独树一帜。如果这个概念掺杂太多的水份或者说这类中心过量建设,那么生活(购物)中心的购物环境将很快变得如同传统购物中心一样千篇一律。

凝聚丝路合作共识爱心捐赠为“丝路梦想”续航

的学者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用美食架起丝路友谊桥,凭信誉成为中外商人沟通“老娘舅”的约旦人穆汉奈德阿里穆汉麦德肖莱比;推动中乌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等多项重大合作,构建丝路生态与健康共同体的乌兹别克斯坦创新发展部部长易卜拉欣阿卜杜拉赫莫诺夫;中老铁路项目中受教于师傅,从普通驾驶员成长为房建专员的老挝小伙杨栽;中柬友谊合作项目的“螺丝钉”海星;用生命守护职责与忠诚的南苏丹小伙阿托伊邓阿库克;父子两代接力服务于喀喇昆仑公路的巴基斯坦医生雷马特阿里;在中澳合作项目中树立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典范的西蒙威廉姆斯;用古筝架起中泰文化交流桥梁的古筝演奏家李杨;参与会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建设,协助规划场馆设施和培训技术人员的拉脱维亚籍专家诺蒙兹科坦斯;为上海犹太难民找回尘封历史的德国人索尼娅穆尔伯格;积极推动中巴领域交流与合作,造福两国人民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者艾哈迈德吴卡斯巴蒂。本次团体奖获得者为“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友好使者”,获得者由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组成。

盛典当晚,多家企业与个人向丝路梦想基金发起捐赠,以鼓励和帮助获奖使者们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实现更多人生梦想。

“丝路梦想基金”于2020年12月21日,在首届“丝路友好使者”盛典上正式启动。首届当选的“丝路友好使者”们,带着“丝路梦想基金”的资助和嘱托,为更多丝路沿线人民送去关爱与帮助。尼泊尔人高亮为大山里无家可归的孤儿带去了教学设施和教学工具,让孩子们感受到关爱和温暖;沙巴兹阿里医生与同事们共同成立了中巴医学协会,让两国的医学合作交流更加紧密;元朝辉和阿尼塔的丝路城电商平台将业务合作扩展到整个俄语地区,带动当地上百个创业青年参与到“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建设中

在第二届盛典的“丝路梦想续航”环节,丝路梦想基金继续书写这份漂洋过海的情谊,汇聚这份携手并进的力量,携手新一届友好使者共创丝路美好未来。

亚太地区知名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科大讯飞为获奖使者捐赠了翻译机。科大讯飞长期从事语音及语言、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核心技术研究,机器翻译已实现中文和80多种外语互译,被广泛应用在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国际场合。该公司高级副总裁杜兰在盛典现场演示了科大讯飞双屏翻译机的使用效果,并表示:“新时代的丝路友好使者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构建新的丝路共同体。未来人工智能会像水和电一样无处不在,希望丝路友好使者和前赴后继的丝路建设者们充分运用新科技产品,真正实现交流更顺畅,沟通更有效,为共建美好世界的梦想前进一大步。”

苏美达集团则通过捐赠伊顿纪德品牌校服助力“丝路梦想”。“能为沿线各国教育事业和孩子们幸福成长出点力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出席盛典的集团负责人赵维林说。作为知名服务贸易企业,苏美达保障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工程项目的海外拓展和按期交付,未来还将着力打造数字化驱动的国际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力争成为双循环标杆企业。

“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合作基金管委会主任张刚福代表“丝路梦想基金”捐赠单位讲话。

“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合作基金捐赠了由深圳锡安公司生产的云电脑一体机。据介绍,该设备的配件、系统由中国自主研发生产,比传统台式电脑更节能、更安全,将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独立自主的办公系统。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合作基金管委会主任张刚福说:“第二届丝路友好使者盛典以绿色丝绸之路为主题,云电脑一体机的普及一定会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卓越贡献,也期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坐上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快车,行稳致远!”

初心不改,使命不怠。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期待新一届的“丝路友好使者”能够借助这些企业爱心捐赠,早日实现自己的丝路梦想,为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各国人民“心相通”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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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 Boss、Coach母公司、安德玛、盒马等公司5月高管变动

德国高端服饰零售商Hugo Boss宣布,于2020年3月上任的首席运营官Heiko Schfer于5月31日离职,但未宣布新的继任者,其职责暂由其他管理委员会部门接管,全球产品开发业务会由首席执行官Daniel Grieder负责,Yves Müller则会接手采购、自有制造、物流和可持续性相关的业务。

欧洲最大的多元化控股公司Exor集团宣布已任命法国时装公司Hermès的首席执行官Axel Dumas为非执行董事会成员,这也是其在奢侈品领域的最新举措。资料显示,Exor集团由意大利阿涅利家族所有,资产净值约270亿美元,投资组合包括法拉利、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帕特纳瑞保险、凯斯纽荷兰工业、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经济学人集团和GEDI出版集团。而该集团也曾表示,因感受到市场对奢侈品强劲需求把高科技和奢侈品行业定为新的重点投资领域。近年来,其正通过入股多个时尚品牌及发展旗下品牌的时尚商业加速向时尚领域拓展。

美国奢侈品牌Coach母公司Tapestry任命David Casey担任首席包容和社会影响官,这一新创立的职位是该集团包容文化的多样化企业承诺的一部分。上任后,David Casey将负责进一步塑造和推进Tapestry集团的多样化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影响的相关事务。David Casey此前曾在美国零售商和医疗保健公司CVS Health担任高级副总裁和首席多元化官,还在Anthem担任过副总裁。

加入安德玛(Under Amour)集团仅两年多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Patrik Frisk于6月1日离职,但他会继续担任顾问至9月1日,在找到新继任者前其职务将由首席运营官Colin Browne临时接管,目前Under Armour已开始寻找首席执行官的新人选。

随着疫情的复苏,英国伦敦奢侈品百货Harrods日前宣布Tim Parker为五年来首位首席财务官,前首席财务官John Edgar于2017年就已离职。Tim Parker曾在伦敦从事银行工作,并在香港、伦敦上市的企业集团怡和洋行工作了10年,拥有丰富的相关经验。Harrods百货表示,Tim Parker的加入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在中国和中东的影响力。

美国品牌管理公司Authentic Brands Group升任Reebok大中华区总经理Steve Robaire为Reebok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任命将于7月1日生效。上任后,Steve Robaire将负责品牌在国际市场的扩张,专注于开发新的商业机遇,实施战略推动销售和增长,并向集团生活方式总裁和首席品牌官Jarrod Weber汇报。

2022年5月12日,企查查APP显示,杭州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董事长侯毅卸任,法定代表人由尚大春变更为金瓯。侯毅,阿里巴巴副总裁、「盒马鲜生」创始人兼CEO,曾在京东先后任职物流规划总监、O2O总负责人,有30多年零售相关经验,曾任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2年2月23日,企查查显示,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侯毅变更为沈刚。(侯毅退出上海盒马公司,沈刚接任董事长总经理)

2022年5月13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孙东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2020年10月,33位房企高管变动,碧桂园迎来第四次调整,高管异动最大,中海地产今年也经历了两次人事换防。

6月1日,领展公布三名高级管理人员任命,委任谭承荫为首席企业发展总裁,竺海群为中国内地董事总经理,林定邦为首席投资总监(策略投资)。

房企将原本不盈利的板块通过成立子公司的方式进行市场化,更多地是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

滨江官宣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戚金兴、朱慧明、莫建华、沈伟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沈伟东代行董事会秘书。

整个万达商管的高层变动实则更多地发生在这两家母子公司之间:不少人从原本的母公司大连万达商管转移到了要上市的珠海万达商管。

5月27日,华润集团宣布,王崔军任集团总经理,相关职务任命按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办理。

5月25日,嘉凯城宣布,王道魁因工作变动辞去总经理职务,担任继续担任董事;另拟聘任嘉凯城城市发展集团副总裁李春皓,为集团总经理。

嘉里建设董事会宣布,区庆麟已获委任为公司副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区先生获委任后,将成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成员。

丹尼尔·克雷格:杀死007重塑詹姆斯·邦德

电影《007:无暇赴死》片尾,玛德琳·斯旺驾驶着那辆棕灰色的Aston Martin V8,驶向片头她和邦德因误解而分手的意大利南部小镇马泰拉。车窗外崇山峻岭,轿厢内温馨宁谧。他们的女儿坐在副驾的位置上,眨巴着如同蔚蓝色湖水般明亮的眸子。玛德琳扭过头,“让我来说说,关于你的父亲詹姆斯·邦德,一个男人的故事。”

《007:无暇赴死》剧照,最终一战。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007官网。

“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的007电影《女王密使》中演唱的插曲《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适时响起……全剧终。

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问世。2022年,世人就将迎来这一世界电影史上最长寿,也是最成功的谍战系列电影六十周年。银幕上,007的故事,已经讲了整整六十年。那一刻,玛德琳想同女儿诉说的,恐怕是在《无暇赴死》后即将卸任詹姆斯·邦德一角的演员丹尼尔·克雷格,自2005年接手这一角色后,十六年来的岁月点滴。

故事的原点,要回到2005年10月14日,英国伦敦的圣凯瑟琳大道 (St Katharines Way) 码头,“HMS 总统”号帆船的泊位处。那天上午,随着在泰晤士河畔举着长枪短炮摄影记者们的镜头所向,三艘皇家海军的快艇乘风波浪,从伦敦塔桥下疾驰而来。正中那艘舰艏坐着一人,他戴着墨镜,穿着救生衣,在九名头戴墨绿色贝雷帽英国军人的护送下,弃船登岸。一位黑人海军中校早早候在岸边,五指并拢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005年10月14日,演员丹尼尔·克雷格在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上亮相。

他来了!在击败了克里夫·欧文、裘德·洛、伊万·麦格雷戈、科林·法瑞尔和亨利·卡维尔等两百多位候选者后,一头金发、身高不到一米八零,时年37岁的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身着中规中矩的深色西服,像是个希斯罗机场候机大厅里行色匆匆的推销员,就这么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就是要在第21部007电影《皇家赌场》中扮演传奇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新贵吗?媒体现场就打上了个问号。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气氛也谈不到友好。毕竟在原著小说作者伊恩·弗莱明那里,这么写笔下特工的尊容“邦德盯着镜中的自己:一个黑色头发,高颧骨,和自己身形相同的人。”毕竟在2002年,007电影四十周年之际卸任的第四位邦德饰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还是那样的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彼时,接手第五任007饰演者的丹尼尔,远没有现而今应对媒体的裕如,谈到刚才现身方式的感受时,他竟然激动地说,“我吓得*都快出来了!”

这话正好被记者抓住,连同不满他竟然还要穿着救生衣搭乘快艇的表现,在第二天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标题《THE FIRST BLOND BOND》都算是客气的了。当晚BBC的报道中,两位主播的开场白道出了世人的心声,“我们真的准备好迎接第一位金发邦德了吗?”

显然英国观众并没有准备好,而远在中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也大都同感。尽管之前20部007电影从未在中国内地公映,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录像带的家庭传播,以及闭路电视的播放,不少上点岁数的观众对肖恩·康纳利、罗杰·摩尔的演绎印象深刻。而在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冷战后的首位007饰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所出演的几部邦德电影,依托盗版碟片的唾手可得和“超强纠错”VCD机的平价,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不少八零、九零后观众对布鲁斯南至今念念不忘,不去深究原著小说的内涵与时代背景,“帅!”是他们心目中007饰演者的先决条件。

《成为詹姆斯·邦德:丹尼尔·克雷格的故事》截图,丹尼尔·克雷格作为新任邦德饰演者,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同两位制片人合影。

007电影的制作从来就是一门家族生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完全接手该系列制片工作的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regg Wilson)、芭芭拉·达娜·布洛克利(Barbara Dana Broccoli)兄妹,早就对丹尼尔·克雷格青眼有加。

“我看过他很多影片,不论出演何种角色,他都能紧紧抓住你的目光。我记得他让我觉得非他莫属的那一刻,早在正式遴选开始的数年前,我在电影《伊丽莎白》(是的,在那部电影中凯特·布兰切特封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中看到他所饰演的约翰·巴拉德,他在走廊中行走的那场戏,我就觉得,哦,这是我在大银幕上看到过最有魅力的一个人。毋庸置疑,他是一位电影明星,而且演技出色。”在今次《无暇赴死》海外公映前,纪录片《BEING JAMES BOND》在Apple TV上推出,芭芭拉·布洛克利开门见山。“应该提一下当时业内的状况,丹尼尔在圈内不被认为是演男主角的料。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出色的男配角,但在我和芭芭拉看来,他完全具备出演男主角的潜质。”兄长迈克尔·G·威尔逊补充道。

两位制片人的力挺,让丹尼尔度过了早期的公众信任危机——当年,甚至有007影迷在网络上发起“克雷格不是邦德”的签名运动。但制片人心里其实很清楚,有危机的并不是丹尼尔,而是007电影本身。其实,从007小说诞生之初,就伴随着争议,甚至连伊恩·弗莱明的老婆安妮都对《皇家赌场》嗤之以鼻。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诡异的小说,充斥着SM情节,令人作呕的。无论机会看起来多么渺茫,女人们都无法拒绝和邦德上床的诱惑。同时这部小说赤裸裸地在描写势利,而势利的来源并非是势利小人,而是一位花天酒地的绅士。”

而早期007电影呢,在严肃的影评人那里也并不受待见。这从首位饰演者肖恩·康纳利直到若干年后凭借在《铁面无私》(1987)中的精彩演绎,才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上就可见一斑。顺便说一句,他也是至今唯一一位捧得过小金人的007饰演者。除了邦德永远不会受伤,永远都打不死,这些超英漫画才有的套路,这一系列的“隐疾”伴随着全球女权运动的高涨,随时都可能会拿来作为标靶。《无暇赴死》的导演凯瑞·福永在接受采访时提到,1965年的007电影《霹雳弹》,片中一位疗养院的女护士连声对邦德说,“Oh, no.”邦德回应着,“Oh,yes.”随即便是一场“壁咚”的桥段,“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就像是1960年代,大卫·尼文出演的《007别传:皇家赌场》(是的,纽约知识分子导演伍迪·艾伦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便对007“正朔”电影发起挑战。即便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皮尔斯·布鲁斯南饰演的007如日中天之际,迈克·梅尔斯编剧并主演的《王牌大贱谍1、2、3》也没忘记改写和反讽007电影。这些搞笑之作,自然没有撼动007电影的高歌猛进,但当布鲁斯南最后一部007电影《择日而亡》上映的同年,马特·达蒙的《谍影重重》系列开启,真正的威胁到来了——实际上,90年代中期,汤姆·克鲁斯的《碟中谍1》就已经奏响了严肃谍战片回潮的号角,只可惜“靓汤”在此后剧集中,风格一直摇摆不定。

《谍影重重》回到了后冷战时代肃杀的职场氛围,并且吸纳了包括中国功夫片在内的动作元素和跑酷技巧,看得人血脉偾张。反观《择日而亡》呢,它是比此前任何一部007电影票房都要高,却依旧是“摇匀,不要搅拌”的老调调,而隐形汽车、喷射吊钩的腕表,CG特效做出的“冰宫”……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前“9·11事件”的惨烈撞击下,在世人新千年后普遍迷惘不安的情绪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要知道,伊恩·弗莱明当年创作007小说的初衷和诱因,是对抗“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捍卫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

《雷霆杀机》剧照。上世纪80年代,黑人女演员葛蕾斯·琼斯饰演的邦女郎。

007电影的主创团队,很早就意识到问题所在。就拿现而今《无暇赴死》中黑人女演员拉莎娜·林奇干脆接过了邦德退休后的007番号来说,其实007电影中早就开始关注并着力展现女性分庭抗礼的力量。

1985年的《雷霆杀机》中,黑人女演员葛蕾斯·琼斯(她是安迪·沃霍尔的灵感缪斯)饰演的“Mayday”便已经将邦德整得灰头土脸了。80年代后期,主演过两部007电影的蒂莫西·道尔顿,是一位演莎剧出身的威尔士明星。他接过007的“杀人执照”后,曾问制片方,“我该怎么演?”得到的回答是,“照原样演下去。”

“摩尔已经把他的方式演绎到了极致,我不能简单照搬他的风格。邦德系列已经有些循规蹈矩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自己的模仿者。而一旦你的表演失却了深度、本质和矛盾冲突,角色必然会开始变得肤浅。是什么造就了这一系列电影,是什么让它继续发展?你需要回到(小说)原点。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英雄,砰!砰!砰!砰!砰!是我们所见过的,最肮脏、顽强、刻薄、险恶、的英雄。这才是这一系列电影的本质。我想让人们重新认识邦德的这些性格,让他重新变得真实。” 蒂莫西·道尔顿是这么说的,在电影《杀人执照》(1989)中也确实做出了如此的努力。可在007电影运转惯性面前,在柏林墙即将被推倒的前夜,他的想法和努力终究超越了时代,亦湮没在时代嘈杂的潮水中。

交代了这些过往,制片人兄妹为何死撑丹尼尔·克雷格接手《皇家赌场》便不难理解。他们需要回到小说的原点,更需要找到一张崭新的面孔和年富力强的体魄,来完成对盎格鲁萨克逊雄性文化、海洋文明的救赎与“招魂”。在《无暇赴死》此次的伦敦全球首映礼上,英国王室齐整出席——早在1977年007电影《海底城》的首映礼上,彼时的查尔斯王子就曾作为贵宾出席,此后基本上每部007电影英国首映,王室成员都会到场站台。《海底城》的电影开头,邦德在雪山上被克格勃的同行一路追杀,不得已跳下悬崖,观众看着他急速下坠……揪心的刹那,邦德的伞包展开,一顶硕大的“米字旗”降落伞托起了他。恰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丹尼尔·克雷格护驾英国女王空降伦敦碗的殊荣。同年上映的007电影《天幕杀机》中,电影借邦德领导M夫人之口为他直接下了定义,“An exemplar of British fortitude(英国人坚忍不拔的榜样)。”

让我们再把时钟回拨,2004年丹尼尔·克雷格主演了人生第一部重要的电影作品《夹心蛋糕》。在这部接棒盖·里奇《两杆大烟枪》的英伦黑帮片中,饰演一位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贩毒精英。片中有句台词,“做生意的艺术就是做好中间人”,而中间人身份注定了性格的复杂与沉郁。丹尼尔在片中那深邃的眼神,湛蓝里透出一丝灵动,可以说提前锁定了天上即将掉下的“杀人执照”。

《无暇赴死》剧照,丹尼尔·克雷格和黑人女演员沙拉娜·林奇“共享”007番号,并肩作战。

“在我看来,我当时在业界算是蛮成功的,甚至超出了我从影前的期待。但我还没有出演过帅气的角色,你知道皮尔斯·布鲁斯南之前演过《雷明顿·斯蒂尔》(又译《龙凤妙探》)、罗杰·摩尔之前演过《圣徒》。他们在演过的角色中,已经能让人联想到詹姆斯·邦德,而我只拍过一些小众文艺片,的确没什么说服力。我没接过充满绅士风度又沉稳老练的角色,当时也不想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演。”在《BEING JAMES BOND》,丹尼尔·克雷格回忆说。

不知道怎么演?就对了!别忘了彼时除了两位制片人外,前任邦德饰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提摩西·道尔顿、乔治·拉扎贝、肖恩·康纳利和罗杰·摩尔,乃至新任邦德候选人之一的克里夫·欧文都发言捍卫克雷格。肖恩直截了当地告诉意图挑事儿的记者,称丹尼尔在这个角色上“非常出色、了不起”。他们又究竟看重了他哪一点呢?

不妨让我们先回到007电影的原点。1961年,制片人艾伯特·布洛克利(现任007制片人兄妹的父亲)和哈里·萨尔兹曼联手从伊恩·弗莱明手中买下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并专门为此创立了Eon制片公司——公司名称来自一句类似赌桌术语“all in”的motto,“Everything or nothing.”足见两人要拍好这一系列电影的心雄万夫。可谁来饰演这位风度翩翩、面容坚毅的特工?候选名单中不乏加里·格兰特这样的大牌。在选角的关键时刻,拜嗨腕儿们都看轻了这一角色,也拜一位制片人的妻子向丈夫力荐所赐,肖恩·康纳利进入候选者名单。

是年夏天,康纳利迈进公司所在地梅菲尔的办公室。他坚挺的翘臀,让制片人哈里·萨尔茨曼和“联合艺术家协会”的执行官巴德·奥恩斯坦都想吹口哨,看着他大步流星穿过街道,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他动了!就像一只丛林中的猎豹。”没错,作为007电影中首任邦德饰演者,肖恩·康纳利和银幕上的詹姆斯·邦德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没人知道一文不名的肖恩能否演好一位花花公子,也没人知道大银幕上的邦德究竟该是怎样的模样和做派?演员和角色都是在世人质疑的目光中冒尖、成长,并彼此成就为人生赢家。

丹尼尔·克雷格最喜欢的邦德饰演者正是肖恩·康纳利,他最喜欢的邦德电影则是肖恩在1963年出演的《来自俄罗斯的爱情》。而如果比较两人各自的经历,则不难画出不少交叠:肖恩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父母都是底层工人,13岁就不得不赚钱养家。社会是他的大学,更教会他要在贫民区立足,拳头比舌头更管用——丹尼尔出生在英格兰柴郡的切斯特,父母的阶层虽然比前者高,但在他幼年时便已离婚,他不得不跟随母亲搬到利物浦的贫民区。要强的母亲节衣缩食供他上富人区的小学。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理想,也常常被衣着光鲜的同学奚落,他同样会为了尊严和面子挥动拳头。十六岁辍学,进入伦敦国立青年剧院训练,之后又进入市政厅音乐及艺术学院深造,在伦敦学表演的七年,学费和房租一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端盘子洗碗半工半读的日子没少吃苦头。

007系列电影《皇家赌场》片场照,导演马丁·坎贝尔(后中)为演员说戏,他身旁的女演员是周采芹,周采芹身边是丹尼尔·克雷格。每一次007主演的遴选都不啻为一场豪赌。

这里可以提一笔,丹尼尔当年在松林片场试镜的戏份,恰好就是《皇家赌场》中邦德和一生挚爱维斯帕·琳达在火车上初见那场戏。电影中两人上来就互不相让,维斯帕对喝着金钟酒庄的红酒,身着昂贵的套西,戴欧米茄腕表的邦德说,“从你的衣着上看,你上过牛津或类似的名校,也认为男人就该穿成这个样子。不过你的态度如此不屑,我猜你不是出身富贵人家,同学们八成也让你吃尽苦头……”这场精彩的对手戏,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不可能不触及丹尼尔本人的过往,因为他演得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

肖恩·康纳利和丹尼尔·克雷格在接演007前的共同点还包括,他们之前基本上都是演些小角色,且没有一个角色同007的人设类似。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大银幕上,这两位男演员在成性面前都很有眼缘:康纳利在《春梦留痕》(1958)中同彼时比自己大十岁的女明星拉娜·特纳搭档,后者力主他出演这部电影。克雷格在《母亲的春天》(2003)中,饰演一位与女友的年迈母亲有染的男人,也展现出他在大银幕上刻画复杂情感关系的能力。

“007导演”之于新西兰人马丁·坎贝尔,可谓名副其实。皮尔斯·布鲁斯南、丹尼尔·克雷格接手007后的第一部电影都是他执导的,在坎贝尔看来,前者是冷战后的邦德,后者是“9·11”后的邦德。在前年来华参加某电影节上,坎贝尔告诉笔者,实际上,每位邦德演员都是截然不同的。“肖恩·康纳利奠定了邦德的形象,他是位了不起(Terrific)的演员。罗杰·摩尔很爱开玩笑,并不强悍,他是位非常‘有趣’的邦德。蒂莫西·道尔顿是位出色(Great)的演员,演技曾在莎剧舞台上得到锤炼,但他出演的邦德却不是很出色。皮尔斯·布鲁斯南是位完美的(Perfect)邦德,看起来性感英俊,拍动作戏也很潇洒,其实他的风格很像肖恩·康纳利。丹尼尔·克雷格,他更加硬朗(Much Tougher),个性中也有黑暗的一面,最像原著小说中的邦德。”

平心而论,007电影中邦德绝非总是依赖高科技的装备制胜。在《来自俄罗斯的爱情》中,肖恩饰演的邦德和罗伯特·肖饰演的幽灵党杀手在东方快车的车厢里打斗的戏份,现在拎出来看依旧让人喘不过气来。而只有到了丹尼尔一任上,影片风格的调整,才让他确然成为一名动作戏演员。专职体能和战术训练老师西蒙·沃特森,是一位从SAS退役的职业教练。西蒙回忆起和丹尼尔的初次见面,对方从拖车中睡眼惺忪地走出,手里拿着培根三明治,叼着香烟,“他说,‘哦,不。’我说,‘哦,是的。朋友,咱们正式开始了,首先你得把这两样东西都戒掉。’”

西蒙介绍说,在《皇家赌场》开拍前,丹尼尔每周六天,从早六点到晚十点都在训练。他把这比作“季前赛”,从丹尼尔每天要像职业健美运动员一样吃六顿饭,就足见他日均要挥洒的卡路里。“训练强度堪比一名奥运运动员,完全改造了他的身材。他自己说,‘我看起来一定要配得上这个角色’。”制片人迈克尔·G·威尔逊对此表示相当满意。

比格雷格·威廉姆斯在过去20年间是007电影的片场专职摄影师。他介绍说此次《无暇赴死》拍摄期间左踝关节处骨折,“受伤后,他必须保持体形,必须让自己准备好重新开始拍摄,而且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丹尼尔在健身房里总是非常努力,他的体格是角色性格的一部分。懂我的意思吗?他必须仍然像邦德一样走路,像邦德一样做事。”

“体格,即是性格的一部分”,这话点出了丹尼尔·克雷格一任邦德的显著特色。这从007系列电影中的两个关键道具的嬗变就可见一斑:首先是他的欧米茄腕表,在丹尼尔出演的前几集007电影中,这枚在前任腕上充任电锯、强磁场、起爆器、甚至可以发射镭射激光的玩意儿,老老实实地回归了读时的基本属性;其次是那台Aston Martin DB5,在《天幕杀机》中邦德载着M驶向天幕庄园,面对上司的抱怨,邦德掀开了操纵杆上的红色按钮相“威胁”——这是个老梗,《金手指》(1964年)中肖恩摁下这个按钮,整个副驾座椅便会在瞬间弹射出去。新任军需官Q的调侃道出了改变的发生,“怎么,这年头你还想要一支定时炸弹的原子笔吗?”

可以这么说,在丹尼尔一任的007上,神乎其技的装备退居次席,扎扎实实的身体和拳拳到肉的“杀人技”才是邦德最有力的武器。这又不由得想起伊恩·弗莱明在小说中对邦德的描写,“他起初只佩戴便宜的廉价货,方便在格斗时把腕表套在指关节上当作揍人的武器。”学者汪民安在今年一篇《身体观,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伦理选择》的采访文章中说道,“20世纪的现代艺术放弃了对身体外在可见性的描绘努力。他们对身体的内在性感兴趣,但这种内在性又不是像伦勃朗那样通过对外在性的描绘来表达的,这种内在性也不是魂灵或者精神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要直接展示内在性,或者说,要展示那种不可见的身体。但什么是内在性呢?身体的内在性就是力、能量或者意志。现代艺术致力于展示这些不可描述的东西。”多少可以作为邦德乃至伯恩、蝙蝠侠等电影系列在新世纪嬗变的理据。

美剧《广告狂人》播出结束后,《》刊载了一篇题为《谁杀死了流行文化中的成年男性?》的评论。文中写到,“男权的式微已经持续了很多代。大多数人都把这看做是一种进步过程。较之以前的排外压抑,我们现在社会更为自由开放。但是对男权的批判可能还带来了不那么愉快的后果。在我看来,在试图摆脱男性家长权威的同时,我们还扼杀了所有的成人,虽然这可能是出于无意。”观点看似煞有其事,现实却有点残酷。如果说“近80年来全世界男性的质量下降了50%”的消息不绝于耳只是一种器质性病变,大银幕上,近些年来数得着的“硬汉形象”早已近乎绝迹。

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邦德,是不多的一个。《天幕杀机》中,他先是自己在盥洗台上用折叠刀剜出了胸部残留的弹片——很纳闷,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读解这个场面,难道不能同史泰龙在《第一滴血3》中点燃黑火药给伤口消毒的场面并驾齐驱吗?继而在澳门的酒店,他在颏下抹上剃须膏,用锋利的剃头刀自顾自地刮胡茬。不要轻视这个情节,自从1963年卢奇诺·维斯康蒂执导的电影《豹》中,伯特·兰卡斯特饰演的萨利纳亲王如此料理自己的胡须后,大银幕上就鲜见这一暗藏“杀机”的仪式感。更不要忘了肖恩·康纳利在《金手指》中是拿着吉列刀片安全剃刀剃须的,而在《择日而亡》中布鲁斯南用的则是飞利浦电动剃须刀。“我一贯喜欢按老办法做事。”片中,丹尼尔饰演的邦德如此台词。显然,他在最近三集007电影中表现出的“old-fashioned way”,击中了不少人怀旧的情意结。

在读下面的文章前,请先再次重温前文提摩西·道尔顿的大声疾呼。它终于穿过时代和历史的迷雾,照进了草木蓊郁的松林片场。在丹尼尔·克雷格接到制片人电话,通知自己确定出演詹姆斯·邦德的当晚,他兴奋地跑下楼买了一瓶伏特加和一瓶香艾酒,还买了一个调酒杯,试着在家调制一杯007专属鸡尾酒“Vesper”。一晚宿醉,醒来后的丹尼尔分外清醒。他当然意识到“出演007系列电影的挑战”,更明白007系列电影是一部“赚了很多钱的大机器”,称自己的目标是为詹姆斯·邦德带来更多的“情感深度(emotional depth)”。身边多数朋友也善意提醒他,“邦德之后,你还有自己的生活。”

在谈所谓的“情感深度”之前,不妨先回到2006年公映的电影《皇家赌场》开头,邦德在接连消灭了两个“内鬼”才正式晋升“00”级情报员。这同此前每一位邦德的出场都不同。肖恩·康纳利在《诺博士》中出场便是一副赌场高手、欢场浪子的模样,这由此前007说为这一人设所背书。而此后每一位邦德的亮相都延续了“老炮儿”的调门,各个富有格调、举止老道,谙熟人性且游戏人间,而这又是由他们的前一任的表现所铺就。而从之前每一集的故事讲述上看,也大都遵循邦德一登场就有一个拯苍生倒悬,解世界危困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而他只要按部就班,做就对了。观众并不对电影抱有终极悬念上的期待,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曾就此在电视节目上归纳过,“有人希望我发表一下对邦德这家伙的看法。好吧,他无所畏惧、智勇双全。另外,他还总能抱得美人归。”

克雷格饰演的邦德,打破了这一设定。尽管《皇家赌场》中为他设定了硬桥硬马、飞檐走壁的身手,但他的心智却难言成熟。这表现在他竟然可以在别国领馆枪决一位,却忘记了先打爆摄像头,这令英国政府陷入了外交危机。而之于一个男性而言,自身的成熟终究表现在情感世界的稳定。自1969年,乔治·拉赞贝出演的《女王密使》中,邦德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位姑娘,并同她结婚,新娘却在婚礼当天被幽灵党暗杀。之后,007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婚主义者。《皇家赌场》里邦德和维斯帕劫后余生在疗养院定情的戏份中,丹尼尔·克雷格说出了007电影迄今为止最深情的告白,“我没有盔甲了,你卸下了我的盔甲。无论我还剩下什么……无论我还剩下什么,无论我是谁,我都是你的。”在这句不长的台词中,他的面部呈现了从顽皮可爱到瞬间收敛笑容,深情严肃的表情转换,值得反复观摩。

丹尼尔所饰演的邦德同女性的关系突破,还体现在他同上级M夫人的关系上。自《黄金眼》(1995)起,著名演员朱迪·丹奇接手了这一领导角色,此前每一任邦德上司都是男性出任——在本集《无暇赴死》中,现任M(拉尔夫·费因斯饰演)坐在军情六处回廊的沙发上,这里墙壁上悬挂着朱迪·丹奇版M的油画挂像,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出演这一角色罗伯特·布朗的挂像,显然是给老影迷的回忆。

说回朱迪·丹奇,在整个布鲁斯南的007任期内,电影中的M仍然还是个“工具人”般的存在,这着实可惜了她的演技。丹尼尔一任中则不然,邦德和M夫人间越处越像是一对母子(不要忘记小说中邦德是个孤儿的人设),尽管《量子危机》(2008)中邦德调侃过她是个絮叨的老妈子,但在日常称谓中,邦德对M夫人的称呼,早已悄然转换为“M”还是“Mum”的含混不清。

在2012年《天幕杀机》中,更把这对“母子”间的相爱相杀推演到极致。出于职业要求,M夫人在紧急状况下下令手下开枪,以致误伤邦德,但他依旧在军情六处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片尾,M夫人在安葬邦德(生)父母的教堂里以身殉职,邦德抱起奄奄一息的“母亲”眼含热泪,面部不住地抽搐,深情地吻着她的额头……彼时就有影评称,忘了那些走马灯般的邦女郎吧!原来,M夫人才是那个邦德心头最重要的“邦女郎”。

邦德会哭吗?小说里不记得写过,此前每一任演员也从没这么演过,但克雷格就是一位“爱哭鼻子”的邦德。2015年《幽灵党》公映前,丹尼尔和主创一行来华宣传电影,笔者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他直接提问,“此前的007都遵循着‘抿着嘴唇(不哭)’的英式男子汉气概,但你在过往的电影中,为维斯帕之死而哭,为M夫人之死而哭,此次你在射击‘长兄’布洛菲尔德的直升机时也流下了泪水。我想知道这是编剧或导演的要求,还是你在表演上的情不自禁?”

“在上一集当中,因为M女士去世了,M女士对詹姆斯·邦德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在她去世的时候,詹姆斯·邦德唯一一个跟家庭亲情比较相近的联系就断了,所以他当时感到非常伤心。在这部电影中我不知道邦德到底有没有哭,但我知道在这部电影中他非常地沮丧,就算他哭了也不是因为伤心或者高兴的情绪,而是因为他迷失了自己,他对自己生气,因为他没能拯救自己的爱人,他在这一集中会表现出极度的沮丧和对自己的愤怒。”面对面,丹尼尔回答说。

2015年《幽灵党》公映前,007剧组宣传照。中为007电影制片人芭芭拉·布洛克利,右为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他曾在2012年执导《天幕杀机》。

布洛菲尔德一角是007电影中“幽灵党”的,从第二集《来自俄罗斯的爱情》中就有出场。这里需要补课的是,尽管过往007一直站立在冷战前线的最前沿,但电影中他极少同敌对阵营的同行直接发生冲突,编剧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两大阵营中间杜撰了一个从着装到手段都很像克格勃的恐怖组织“幽灵党”——2012年为纪念007电影五十周年,推出的该系列电影纪录片《Everything Or Nothing: The Untold Story Of 007》中,迈克尔·G·威尔逊回忆起继父艾伯特·布洛克利,也就是昵称“Cubby”的007电影元祖制片人的观点,“Cubby从不认为邦德被世人接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总有一种预感,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和俄罗斯看到007电影的身影,人们都不希望这个世界陷入到暴力的混乱当中。”这话多少解释了,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勃兴和壮大,丹尼尔饰演的每一部007电影都得以公映的原因。

《幽灵党》剧照,克里斯托弗·瓦尔兹饰演幽灵党。新世纪后,由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参演007系列电影,甚至“充任”反派大Boss成为007电影一大特色。

情感厚度击中了人性本身,成长故事是故事成功的不二法门。克雷格一任007电影的另一显著特点便是随着新世纪漫威宇宙的崛起,重新找回“幽灵党”,进而试图构架这一系列电影自身的“宇宙”体系。这尤其体现在他出演的《皇家赌场》(2006)、《量子危机》(2008)、《天幕杀机》(2012)、《幽灵党》(2015)间,每一集虽依旧可以独立成篇,但内在联系却史无前例地加强了——通过邦德不断探寻维斯帕背叛自己之谜,逐集导向幕后大反派“幽灵党”的最终现身。

就此,青年电影人蒋莱近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无意间抛出的观点,多少可以解释这种变化:“这跟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有关系。你很难抽出一天两个小时的时间坐下来看场电影,但网剧你可以一天抽40分钟,而且电影看两个小时看完就完了,还要再等几年,过瘾的感觉不一样。网剧是长期的,你每天都可以参与,每天都可以沉浸在角色发展、沉浸在故事中。”

2021年,丹尼尔·克雷格年满53岁。罗杰·摩尔是史上出演007电影时年龄最长(55岁)纪录的保持者。显然,丹尼尔不想再去挑战这一纪录。在上一集《幽灵党》宣传期间,他就曾说过 “宁愿割腕,也不想再演007了”。但《幽灵党》庞杂的故事,让片尾邦德和玛德琳博士的绝尘而去显得太过草率。作为史上最成功的007饰演者,是的,丹尼尔从《天幕杀机》起就全面介入剧本创作,乃至成为该系列的联合制片人之一,我们几乎可以这么判定。他需要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告别,一次好整以暇的再见。

《无暇赴死》剧照 邦德退隐在牙买加的山林湖海之间。今次的拍摄地也是原著小说作者写作007系列故事的所在地。

这,便是他在今次《007:无暇赴死》中再度回归的缘由。电影开头,邦德归隐田园——在伊恩·弗莱明正对着加勒比海的牙买加“黄金眼”别墅(现已被开发为同名酒店),他正是在那里完成了多部007小说的写作——电影中邦德的归隐地,也是在该处搭建的公寓中,足见整个电影对丹尼尔的礼遇。而在片头字幕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彩色波点元素,先就致敬了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的片头样式。

不要去苛责《无暇赴死》的电影故事,里面大反派萨芬的基因武器并不新鲜——不过,考虑到眼下依旧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也是“复制机”的原理,通过劫持我们的细胞来复制自己的基因组。你不得不苦笑,这一次老梗倒是对上了天时。邦德对萨芬说,“Historyisntkindtomen who play God /历史对试图扮演上帝的人们从不仁慈。”其实是在致敬《诺博士》中邦德对诺博士的忠告,“妄图统治世界的旧梦,精神病院里充满了自以为是上帝或者拿破仑的人。”

《无暇赴死》中,丹尼尔·克雷格奉献了接手以来最为松弛的一次表演。这同他和诺米,一位接替他代号007的黑人女特工间的调侃就表露无遗,“Just the number.”而在同M接头领受终极任务前,两人望着泰晤士河内的游船,反复说着一句话,“Just the usual.”也可见邦德此番回归闲庭信步的英雄气概。“007不过就是个数字”、“电影中的故事也只道是寻常”,作为成功打破了一个个007电影刻板印象的人,丹尼尔合该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

就是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邦德,竟然有了一个之前素未谋面的亲生女儿。那份惊喜下的舐犊情深,他依旧演绎的令人动容。片尾,在得知自己被基因武器感染,此生都无法和亲人相见亲昵时,身负重伤的邦德放弃了逃生的努力。影迷们会理解他在那一刻的“生死疲劳”,望着满天疾驰而来的飞弹,克雷格饰演的邦德,打破了007电影最后一个不变的铁律:献上了“波神留我看斜阳,纵化大浪亦何妨”的悲怆之美。片尾照例没有“彩蛋”,但“JAMES BOND WILL RETURN”的熟悉字样,依旧出现在黢黑的大幕之上。在此之后,世人将继续期待“post-post-9·11 era/后后9·11时代”新一任的邦德饰演者。

这就是丹尼尔·克雷格的007电影故事。两周前,加州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他留名一颗星。这颗新星恰如其分地位于好莱坞大道 7007 号外,紧邻罗杰·摩尔爵士的那颗,距离柯比·布洛克利的那颗仅一个街区。“对于迈克尔·威尔逊和芭芭拉·布洛克利,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克雷格在仪式上说。“没有你们,我就没有今天。我从没想过我会听到自己这么说,但在好莱坞到处走走是一种绝对的荣幸。”

环球马术冠军赛摩纳哥站150米争时赛含附加赛 德莱斯特拔得头筹

原标题:环球马术冠军赛摩纳哥站1.50米争时赛含附加赛 德莱斯特拔得头筹

北京时间7月2日,摩纳哥当地时间7月1日,2022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LGCT)全年第10站比赛——摩纳哥站在大力士港的马术赛场展开第二比赛日的争夺。

在备受关注的五星级1.50米争时赛含附加赛的对决中,前世界第一、法国骑手西蒙·德莱斯特仅以领先卢森堡骑手维克托·贝滕多夫0.67秒的优势拔得头筹,贝滕多夫获得亚军。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结束的五星级1.45米争时赛中,贝滕多夫已经将冠军收入囊中。

在附加赛中,西蒙·德莱斯特携手他最信赖的17岁赛驹Hermes Ryan从14人的附加赛中脱颖而出。贝滕多夫搭档能量十足的Astuce de la Roque获得亚军,在附加赛中首位登场的比利时U25骑手吉尔斯·托马斯与9岁的Jetric van Beek Z摘得季军。

谈到他这匹特别的赛驹时,西蒙说:“每次和Ryan赢得比赛胜利,总是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能量。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的几场比赛中的一场,但是即便如此,他依旧能够赢得胜利,这对我而言真的很特别。坦白说,我们今天进行了所有冒险的尝试。”在展望超级星期六的比赛时,西蒙表示:“Dexter同样是一匹令人难以置信的马,在明天他将会参加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场五星级大奖赛,因此我会全力以赴,无论如何我都坚信,在未来他将会成为一匹超级明星。”

作为第二比赛日级别最高的一场比赛,点燃了现场观众的观赛热情,这也成为周六巅峰对决的完美前奏。令人惊叹的比赛场地位于摩纳哥著名的游艇港口与王子宫之间,吸引到一群热爱摩纳哥生活方式和世界顶级运动的时尚人群。为期三天的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摩纳哥站再次得到了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和汉诺威公主卡罗琳及其女儿夏洛特·卡西拉奇的大力支持。

来自全球的顶级马匹在距离海滨仅数米之遥的马术赛场驰骋,贵宾们乘坐着私人游艇抵达,享受着赛事提供的一流服务,马术爱好者和游客欣赏着令人惊叹的场景。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观众们可以来到这里领略到顶级的马术运动。

路线设计师乌利亚诺·韦扎尼充分利用了场地的有限空间,为所有人设计了一条颇具技术含量的路线。虽然在行进过程中需要全程专注、反应敏捷同时富有勇气,但依旧有14对人马组合成功地以零罚分完赛,闯入附加赛的对决。

在附加赛中率先出场的吉尔斯·托马斯在一轮快速和流畅的行进后,以零罚分、33.62秒的成绩完赛,为附加赛率先定调。但因为没有尝试所有的冒险,因此给后续的人马组合留下余地。迈克尔·范德·弗伦丁骑乘Dywis HH随后登场,但在追求更快的行进速度过程中,他们不慎出现障碍失误,提前退出争夺。

随后登场的罗宾·穆尔与Baccarat Meniljean的组合、马林·巴亚德-约翰逊与Harley Davidson的搭档以及丹尼斯·林奇与Rubens LS la Silla的组合均出现失误,遭遇罚分。塞缪尔·赫顿与Bonne Amie、费尔南多·马丁内兹·索玛与High Five、乔迪·哈尔·麦卡蒂尔与Mademoiselle-A均选择了求稳的比赛策略,并成功的以零罚分完赛。

奥利维尔·费利佩尔茨骑乘H&M Miro、康斯坦特·范·帕斯琛骑乘Plato de Muze Z、吉尔·古利克森骑乘VDL Groep Quatro虽然向领奖台发起全力的冲击,但他们的行进节奏并不足以确保他们登上前三名的领奖台。

西蒙·德莱斯特搭档Hermes Ryan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快速的行进,在成功跨越所有障碍,通过终点线秒,完成对于托马斯的超越,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赢得冠军。随后登场的维克托·贝滕多夫与Astuce de la Roque虽然拼尽全力,但也未能赶上西蒙的行进节奏,以零罚分、33.31秒获得亚军。

最后一位登场的埃德温娜·托普斯-亚历山大搭档Catenda向西蒙的成绩发起最后的挑战,但随着以8罚分完赛,让她们未能跻身前10名。

收官日将迎来“超级星期六”的对决,GCTV将与您一同见证环球团体冠军赛第二轮以及浪琴表大奖赛的巅峰之战,谁将加冕冠军荣耀,让我们拭目以待。(编辑:Jason)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美科技巨头将面临美政策密集的“反垄断”监管

中国日报网12月13日电 据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后,有多位秉持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持强硬态度的官员执掌相关监管机构,预计会与国会的一些持类似观点的议员一起,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垄断局面开展一系列行动。

报道称,拜登任命了多位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不友好”的官员在与科技行业监管的机构里任负责人。莉娜·可汗(Lina Khan)曾在开放市场研究所工作了七年,现在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该机构主要负责保护消费者隐私和执行反垄断法。林恩的顾问委员会前成员吴修铭(Tim Wu)在竞争和技术政策方面为白宫出谋划策。共享办公的We Work距离白宫几步之遥,林恩一群人就在这里工作,他说:“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但我们在政府里有不少自己人。”

还有更多反科技巨头的人手握实权。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已确定担任司法部反垄断行动的负责人,他作为坚定的反谷歌人士,或许会针对科技企业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局长罗希特·乔普拉(Rohit Chopra)则要求科技巨头上交支付系统记录。

拜登究竟是怎么决定对科技巨头出手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曾力促打破科技垄断,但拜登却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科技行业。拜登一上任,沃伦就针对技术领域制定了最新的计划,并为莉娜·可汗、吴修铭和巴拉特·拉马穆尔蒂(Bharat Ramamurti)谋求关键职位,其中,拉马穆尔蒂曾在沃伦的竞选中负责经济政策,如今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职。沃伦说:“拜登的科技政策也是拉马穆尔蒂的建议,他还帮助那些对科技有着高水平认识,且安排对目前许多政策深表怀疑的人成为掌权者。”

许多人认为,拜登曾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过于沉迷于科技公司,没有审查并购交易——Facebook收购Instagram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拜登重新开始的机会。美国商户点评应用Yelp的公共政策负责人路德·劳(Luther Lowe)称,华盛顿的氛围也发生了“180°”转弯,该公司一直对谷歌欺凌规模小的竞争对手一事颇有微词。他说:“如果你心怀不满,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法律措施,那么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国会两党人员现在都不愿与大型科技公司开会,尤其是公认风险极高的Meta公司(即Facebook)。

今年7月,拜登亮出了他反垄断行动的“獠牙”,发布了一份由吴修铭撰写的行政指令,措辞强硬地表达了对企业集中的不满。研究机构Cowen Washington Research的科技政策分析师保罗·加兰特称,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针对竞争发布过如此详细的指令。大型科技企业不是唯一的焦点,而是突出的焦点。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和Meta都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

拜登的“反垄断大军”正在集结,焦点也将转向与科技巨头的博弈中政府赢面更大的领域。打破垄断和反垄断行动可能会成为民众关心的焦点新闻,但考虑到法院的亲商倾向,打破垄断将是一场持久战,结果难以预料。针对科技企业的新法律可能会更快生效。如果这些政策失败了,政府可能会不久前通过获得授权的政府机构改写商业规则。

国会采取行动是第一步。科技企业过分庞大了,这是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和人除了中国问题上,唯一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本届国会针对科技领域至少提出了14项法案,其中不乏一些两党共同提案。其中一项提案由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和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柯顿共同发起,对市值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企业,提出反对这些大型公司收购规模更小的企业。克罗布彻说:“我们不是要毁掉这些公司,如果这些公司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将制定一些合理的政策,但他们却不愿相信。”

拜登还没有急于通过科技立法,是想在参议院通过他的“重返更好的世界”社会保障支出法案之后这么做。(其中包括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5亿美元资金,成立调查侵犯隐私行为的新机构。)沃伦认为,会“重点关注”美国政府会否加大介入力度的问题。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达成一致的法案中,最典型的一项是进一步限制在线搜集儿童数据。不过,拜登的规划恐怕不止于此。拜登可能会要求禁止大科技巨企业对其服务提供便利条件。拜登在竞选期间曾支持废除为提供不良内容的平台提供法律豁免权的“230条款”。他也可能会推动设立国家隐私法案,让消费者更好地掌控自己的隐私数据。

美国国会的行动并非万无一失:党派政治仍然会是阻碍。科罗拉多州共和党议员肯•巴克称,共和党人内部对干预市场的力度的意见不一。对拜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反对他们本来支持的立法,目的只是为了打压拜登。巴克说道:“我和拜登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巴克曾与其他议员共同发起过六项两党科技法案,拜登表面上同意了这些法案。人也可能成为立法障碍。科技企业的高管都是人背后的“大金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人反对多项科技法案。

即使美国国会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拜登对科技行业问题的监管进程也不会暂停。根据有107年历史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FTC Act),莉娜·可汗在制定新规处理“不公平和欺骗行为”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定空间。拜登针对反垄断的行政命令促使联邦贸易委员会就“监视和数据积累”“禁止互联网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以及“禁止使用独立维修店修理手机和其他设备的反竞争限制”等问题制定规则。

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一些行为违法(如一些平台会为自己的服务提供更多便利)。该委员会还可能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应用之间的数据收集和共享,这将会限制科技企业通过网络追踪用户以及整合消费者信息来源的能力,如Meta就曾通过Facebook, Instagram 和WhatsApp等社交软件来获取用户信息。

加兰特说道:“比起传统的反垄断诉讼,制定新规会给科技企业带来的更大风险,这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科技企业肯定会作出应对,会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控诉,质疑其是否有权制定如此大规模的新规,以及具体措施是否合法。

反垄断行动是拜登竞选的最后一步,包括阻止拟议中的兼并行为,以及打击企业的垄断行为。负责为拜登制定竞争政策的智囊认为,在过去的40年里,反垄断法的实行范围人为地缩小了。他们认为,保守派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广的消费者福利并没有考虑到过度集中带来的其他危害。

反垄断诉讼案件有两个缺点:耗时且难以预测。拜登政府接手了特朗普政府的诉讼案件: 一件是美国司法部对谷歌诉讼,另一件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的诉讼。这些案件的诉讼时间甚至会超过一位总统的任期。谷歌案定在2023年进行审理,判决和上诉又将至少有一年时间。许多人觉得,可汗和坎特可能会对另一家科技巨头提起诉讼:亚马逊或是苹果。

莉娜·可汗计划中的一个最大考验就是联美国邦贸易委员会是否会批准亚马逊以85亿美元收购米高梅的提案。米高梅是拥有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版权的好莱坞制片公司。一些可汗的支持者希望她能够阻止这次收购,但美国的媒体市场具有多样性,这样做在法庭上可能会败诉。从拜登上任至今,最备受瞩目的一次并购取缔是一桩旧媒体交易:司法部对企鹅兰登书屋和西蒙与舒斯特两家图书集团提出诉讼,要求两家终止合并,理由是会损害作者利益。

沃伦称,无论拜登会否拆分一家科技巨头,反垄断的威胁“在改变着世界”。她还表示,拜登的影响“一定程度体现在未宣布的交易上,也体现在科技巨头对自身行为的修正上”。 最近,苹果宣布设备维修将更加便利,似乎是对拜登针对反垄断行政命令的直接回应。

硅谷的人却比几年前更加乐观,认为没有巨头公司收购兼并情况下,创业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拜登政府重振反垄断政策,社交媒体等竞争加剧的行业将会进一步整合。正如吴修铭在著作《大企业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中所写的,企业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审查或者起诉,就会安分守己。他还在书中主张恢复反垄断大案的传统。

美国一些州新制定的法律和诉讼仍然针对大型科技企业。林恩对这种群体性反击乐在其中。他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只要我们人数够多,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拖垮。”

南岭: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

摘要:人类共经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三次产业革命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为动力的。但发生的背景不同,具体条件不同,创新元素及组合方式不同。厘清三次产业革命的联系和差异,有助于理解产业创新的逻辑,掌握新一轮产业创新的主动。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能否赢得胜利,关乎高质量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产业竞争,能否赢得优势,关乎国家兴盛。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发达国家既往的产业革命进行历史考察,从中寻找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

肇始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被公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一些先发国家由此走向丰裕。这场产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是一场按照一定逻辑展开的创新。

(一)这是一场由经验型且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掀起、组织和推动的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由纺织工业起步,以动力变革为基础,钢铁业、运输业及其他产业先后革新。这场革命的杰出发明者中,珍妮纺纱机发明者詹姆斯·哈里夫斯基是纺纱工。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理查德·阿克莱特是个理发师也是个做假发的。用焦煤炼生铁的发明人亚伯拉罕·达比是个卖麦芽酒的人。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人詹姆斯·瓦特是个造船工人的儿子,他在自学过程中与科学界有过不紧密的联系。在最重要的发明家中,只有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者埃德蒙·卡特莱特有大专文凭。[1]

如果他们仅仅作为技术发明人,还不能形成产业创新的充要条件。关键是技术发明人同时也具有企业家精神,这类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在创新经济学的奠基人熊彼特教授那里,所谓创新,就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破坏,实现一种要素的新组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企业家就是具有这种精神和这种才能并组织其他要素完成这一创新使命的人。企业家履行这样的职能,构成了产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2]

阿克莱特、拉比都是有名且兼有发明人和企业家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工业革命代表人物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及推动广泛应用的故事,大体上可以反映出那个年代的企业家精神。1765年,瓦特制作了一个对纽科门蒸汽机有革新意义的发动机模型(发明人),并得到了一个叫约翰·罗巴克的投资(投资人)。双方约定,罗巴克垫付瓦特对约瑟夫·布莱克的欠款(布莱克曾经资助了瓦特的研究),并承担制造机器的费用。瓦特许诺这种机器将节省一半燃料,罗巴克将得到2/3的利润作为回报(企业家间的契约)。到1768年末,机器设计完成,罗巴克出资注册了一个“减少火力发动机中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新方法”的专利。正在建工厂造机器的过程中,罗巴克企业破产,将股份转让给了另一位叫马修·博尔顿的企业家。于是,有了一个接力赛。博尔顿帮助瓦特延长了专利,双方签署了一项资助协议。博尔顿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费用,支付实验所有花销,并每年给瓦特300英镑,而他得到存续期专利收入的2/3。1776年,瓦特蒸汽机正式诞生并投入使用。到了1780年代末期,蒸汽动力已经变得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工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为几乎所有行业提供动力(瓦特—博尔顿公司因之占领市场并获利)。瓦特蒸汽机,从设计到生产、从应用到市场,直至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并改变了产业构成,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存在巨大利润的想象空间。企业家精神引导和支撑了创新。

(二)这是一场适应技术创新而生发的多方面创新的产业革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提出了企业通常采用五种方式“改变生产函数”,“实现新组合”:(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2)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大多采取一种或几种方式对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如英国经商奇才乔赛亚·韦奇伍德的成功之道体现了熊彼特教授概括的“五新”路径。韦奇伍德开发了一种奶油色的瓷器(这在当时欧洲是发明性的新产品),借为女王生产奶油色茶具之机,将产品冠以“王室牌陶器”(打造品牌),在其产品上,打上制造商的标识(商标运用)。捕捉欧洲当时流行的复古潮流,从考古中挖掘元素,制造出复古风格的陶器(新原料来源、新配方)。将陶器从日常用具引向奢华的装饰。除品牌、商标等营销方式外,韦奇伍德还一改委托经销的做法,在当时最时尚的伦敦,直接开设华丽的样品陈列间,开启展示性的销售(新方法、新市场)。他的产品不仅畅销英国,而且流行于欧洲。[3]韦奇伍德经营之道的创新,与当时的中国陶器经营策略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影响在今天看来亦有意义。企业家精神在他那里淋漓尽致地发挥。

工厂制度的确立,是英国工业革命中产业组织创新中的突出成就。水力纺织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经营自己的发明和生意,1772年,他在德比郡克罗姆福德建立起5层楼的厂房,将纺纱机和分拣、漂洗、标签和包装设备安装在一起,实现了纺织工业的机械化。这位发明人还通过控制专利授权,严格限制其他厂商工厂的纱锭数不得超过1000个,以阻止其挑战自己。阿克莱特的工厂,被誉为现代工厂的开端。工厂制度是一种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工厂生产的机械化,其能力和效率高于传统的手工作坊和家庭生产。工厂生产的规模化生产,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成本低于传统的手工生产。工厂生产形成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比没有分工的生产效率高。工厂催生的现代管理,对传统管理是一种变革。工厂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就打败了几千年盛行的生产组织,与工业革命一道,成为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

(三)这是一场基于大量企业的集群性创新,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呈现新业态新结构为主体的产业革命。产业变革不只是某一个企业的创新,由于存在着前向或后向,纵向或横向的相互关联,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往往形成集群式关联式创新。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时,织布技术比较领先,而纺纱技术不能与之相匹,市场需求催生了纺纱的机械,机械制造需要钢铁,炼铁需要大量的煤,采煤遇到了运输和排水问题,这些又对动力提出了需求。行业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市场,旧的结构打破,新的结构产生。在技术层面,产业关联也密不可分。如博尔顿—瓦特公司蒸汽机的生产和成功的大规模应用,得益于当时已有的机器加工业,特别是机床工业。瓦特的蒸汽机要求汽缸镗达到极高的精密度,该技术是由威尔金森公司发明的镗床加工的。这种膛床原来是制作炮弹而发明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谢弗认为,破解工业革命起源之谜,部分答案存在于三个貌似互不相干的因素:大炮、钟表和啤酒。在这三个领域,英国都曾处于领先地位,以‘火箭号’这种蒸汽机车为例,从事大炮制造的英国工程师早就掌握了一种精密技术,能把活塞严丝合缝地安到汽缸里,从而形成密封。英国的钟表师也知道怎样把杠杆的上下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英国的酿酒师是也有办法让蒸汽压力保持稳定。”[4]

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国民经济及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1801年英国的农业、林业、渔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制造业、矿业、建筑业为28%;1871年,上述收入分别为15%和42%,后者上升为主导产业。铁和钢的进出口也从一个方面反映英国经济构成。1700年至1709年,英国进口总量16千吨,出口总量为1.6千吨,而1850年至1859年,上述数据分别为44千吨和1225千吨。[5]棉纺业或许最能反映工业革命。1765年,英国的纺织总量是价值50万磅的棉花,全部是手纺。1784年,这一总量跃升到1,200万磅,全部是机纺。到1830年,棉布料占到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而这竟是出自一个看不到棉花种植地的国家。[6]尽管很难找到更完整的数据说明当时产业革命的整体结构和面貌,但可以断言的是,这场革命是整体性的“创造性破坏”,是全面性的“要素新组合”。正如熊彼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的竞争性消灭。新组合不意味着对某些闲置资源的利用,通常新组合须从某些旧的组合中提起必要的生产资料,新的组合意味着在旧的经济系统中现有生产资料的不同利用。[7]确实,18—19世纪的英国,自然资源并未有根本的改变,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新产业技术、新产业态、新产业结构、新产业组织渐渐占主导地位。

(四)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科学兴起,工业启蒙与理性觉醒背景下的产业革命。有人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这句话虽然不十分准确(没有证据表明蒸汽机的发明与牛顿力学直接相关),但大体上讲了工业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是有关的。美国学者乔尔·莫基尔在研究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时,提出了一个工业启蒙的概念,架起了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桥梁。莫基尔认为,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多层次的复杂现象,工业启蒙关注于对自然力量的观察、理解和人工利用。“工业启蒙是两类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8]这里两类有用知识,一类是命题知识,即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一类是指令知识,也可以称之为技术。前者具有认知特性,后者具有技艺性,工业革命中,两类有用知识的持续增长,互动和转化推动了创造和发明。科学发展对工业启蒙的贡献表现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互相交织。科学方法,是指以精确测度、数控实验或结果可重现为标志的具体方法,它贯穿于所有技术活动之中。科学精神则是一种对自然现象有序性、理性和可预测的忠诚信念。自然界是可知的,被固化在工程师和发明者的心目中。而科学文化认为,应用科学要服务于商业和制造目的。人类对事物的控制依赖于不断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如何工作的知识,自然界只能顺从具有有关知识的人来统治。[9]在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工业启蒙的影响中,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全新观念,这种观念的广泛确立,支配了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而科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方案和形式。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虽然科学本身还不足以直接作用于以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创新,但工业启蒙的深入人心和付诸实践,足以证明科学兴起对产业革命的巨大作用。

(五)这是一场发生在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具有相对宽松的工商业和社会团体发展条件支持的产业革命。为什么在18世纪的英国,涌现了一批天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推动着创新?为什么工业启蒙活跃在英国并成为促成工业革命的动力?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走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

1.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激励。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1689年,《权利法案》通过,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王权受到了限制,议会和政府掌握了权力,一批新贵取得了治权。《权利法案》废除了王权的一些特权,如暂停执行的法律有: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国王干预法院事务等。《权利法案》是对商业利益和家庭利益的一种保护,给企业家和投资人带来的信号是,他们创新收益不再随意被剥夺,经济活动有安全的社会环境。1776年,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严厉批评重商主义,赞美市场的平等交换和自由竞争,英国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形成。新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打破了中世纪以来以世袭地位进行社会分层的框架,为工商业者提供了进入社会的新通道和实现机制。正是这种激励,发明家企业家才激发起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也是这种激励,工商业逐渐呈现出广泛的而非零散的,持续的而非一时的发展态势。这一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唯英国所有。

2.专利制度。专利制度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指导,通过法律保护发明的权益,确认原创,激励创新。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蒸汽机革命性创新的瓦特,都是最大化专利制度的运用者、受益者。英国的专利制造,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增长。1700年到1740年政府每年平均授权的专利不足5个,而从1740年到1780年,每年平均的专利授权数量14个,1780年到1800年,平均每年的专利授权数上升到52个。[10]专利授权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这项制度对发明创造的吸引力,发明创新者对“我的创新”的在意和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创新突破的不断延伸。对工业专利授权为普遍性的保护。专利制度也是当时英国实施的独特制度,是鼓励创意、技术和产业创新的秘诀。

3.月亮社及社团。18世纪,英国有众多俱乐部,极负盛名里有伯明翰的“月亮社”,这是一个将工业与科学相结合的社团组织。会员中有的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发明家以及科学家等等。伊拉斯谟·达尔文(《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的爷爷)是月亮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员多是新教徒,包括作家、工匠、官员。每月满月的那天,他们就相聚一起进行交流。如企业家、陶瓷制作和营销商韦奇伍德与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交流陶瓷与化学方面的问题。月亮社的成员中,先后有10人成为皇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类似的社团组织,还有技艺协会,皇家研究所,伦敦地质学会,皇家工程师学会等。这些社团组织或综合或专业,或相互交流,或共同研究,或出版书刊,或组织培训,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和实用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降低了知识技能传播的成本。更为难得的是,通过这种方式,高深的知识和技能走进大众,普及社会,打破了阶层界限,促进了社会平等。而这一切构成了工业启蒙和产业创新的化合剂。这也是当时英国所特有的。

与英国情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一些国家也不乏科学家和发明家,甚至不乏当时最先进的发明。如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小镇,出产过的一种上乘的瓷器,这种瓷器专供王室。国王奥古斯塔斯二世为防止配方外传,竞下令将发明人关在城堡里。法国的天才发明人雅克·沃康松1731年发明的了一种水平最高的自动消化鸭,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但也没有投放市场,更没有形成产业。“英国人有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一项创新,首先要能赚钱,能够商业化。”乔尔·莫克尔说道:“无论是在哪个社会,都没有人对钱反感,但在法国,创新首先要服务于国家,他们首先看军队需不需要,军队不需要的,就用于上层社会。”[11]这或许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19世纪中后期的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各种新产业新业态爆发性增长,如石化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等。之所以以电的发现和应用为标志,是因为电的通用性、基础性,如同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既有继承性,又有革命性,这一点在其创新逻辑上也得以体现。

(一)这是一场发生在科学世纪,科学与技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产业革命。19世纪被称之为科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自然科学的各门各类,如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都日趋成熟,构成了自然知识的大厦。以至一些科学家认为,至19世纪末,自然界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使计算再精确一些而已。19世纪末,在认知上,科学化代替了工业启蒙,科学价值更深入人心,以科学应用提高技术和竞争力日益成为企业家的选择。

科学发展直接改变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源头。化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催生了化工技术的井喷,而物理学的进步,打开了通向电的技术的大门,一系列电的应用技术被发明了出来等等。有学者指出“1875年左右,西方尖端工业技术的发展已从可见世界里的杠杆、齿轮、凸轮、轴、滑轮以及曲柄转向不可见世界的原子、分子、电子流、电磁波、感应、电容,磁力、电量,电压、细菌、病毒以及基因,其结果是西方工业技术前进所依靠的泉源有所改变”。[12]而应用技术的发明,与科学发现又形成正反馈,加快科学革命。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巴斯德消毒法”与“巴斯德微生物学”的创新。1795年,法国糕点制造商阿佩特发明了食品灌装技术。1810年,英国出现了以密封方式存储食品的镀锡容器。但阿佩特和英国的效仿者们都不清楚这项技术为什么有效,也不知道功效过程是怎样的。法国葡萄酒酿酒师,也困惑于葡萄酒变酸且不易保质的问题。直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研究法国葡萄酒变酸时,揭示了其中的原理,即影响食品和酒变质变酸的主因是,某种微生物存活其中。用适当温度可以杀死或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从而保持食品或葡萄酒较长时间不变质。

在实践中产生的巴斯德微生物学和巴氏消毒法,不仅深化了生物学的认知,促进了食品行业的发展,而且对其他产业(如医疗)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科学或者认知的拓展,应用技术的进步,以及二者的协同和相互正反馈,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源泉,构成产业革命的“硬核”。

(二)这是一场现代教育勃发,源源不断提供人才支撑的产业革命。由中世纪而上溯,西方社会技艺的传承主要是师徒,及至中世纪末期的行会。这使得技艺封闭在圈子内,有用技艺得不到普遍的应用和大范围推广,也抑制了技艺之间的竞争和激发起的创新。中世纪时期,虽然办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进行经典教育。一些自然科学发现,更多的是由好奇心驱动或有钱人资助的研究成果。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产业创新的科学元素比重上升,对高水准的工程师、技师需求大,传统的师徒传承、行会和大学满足不了新产业的需求。一些后起的国家抓住了关键,大力发展新工科教育。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工程教育快速发展。伦斯勒理工学院(1824年)、麻省理工学院(1865年)、斯蒂文斯理工学院(1876年)先后成立。1919年,麻省理工学院在电机工程系启动了一个项目,参与的学生学习时间一半在学院,一半在通用电气公司。地方积极发展工程教育,工科类院校迅速增长,到1917年已有126所。[13]

德国作为后起之秀,19世纪教育资源投入对其成为科技和产业强国举足轻重。柏林大学(1809年)、波恩大学(1818年)先后成立,并贯彻研究和教育并重的新办学理念。“德国科学的大发展是从化学开始的。1924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从巴黎学成回国,担任吉森大学化学教授,这位有机化学之父在吉森大学创立了一套新的化学教学方法。首先他建立了一个专供学生使用的实验室,让学生们自己在实验室里动手解决教授所提出的问题,这打破了学生们在教授的实验室里打下手当门徒的传统。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生来到吉森,聚集在李比希身边,使吉森成了当时欧洲的化学研究中心,李比希的学生很快分散到德国各地,在各大学和新型的化工企业担任职务,使德国的化学和化工首先走向世界的前列。”[14]美国、德国超越英国,领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风骚,引入和创新现代教育功不可没。

(三)这是一场工业科学的兴起,科学家加入企业创新的产业革命。所谓工业科学,是指科学知识在工业中的应用或用科学理论和方法组织工业设计、生产、管理等。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随着科学的创新和应用,特别是一些不可见的元素知识应用,如原子、分子、电子、电、磁、细菌、病毒等等,只有受过训练的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才能理解和运用,工业科学由之兴起。一批科学家被有远见的企业家聘用,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在其相关作品中引述了传主的一段话,为工业科学中科学家的加盟和创新作用的发挥,作了一个很生动的注解。“我们发现……一位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斯博士——他向我们公开了许多奥秘,现在发现一向被认为好的矿石的含铁量比过去所说的要少10%、15%甚至20%。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不好的矿现在都在生产优质矿石,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了。生铁炼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化学知识解除了。”[15]这还不是个案,如发明大王。爱迪生本身不是科学家,但他雇用艾普顿和克劳迪斯为他工作,前者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后者拥有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通过兼并接收了爱迪生的电器公司,留用了查尔斯·斯坦迈茨当咨询工程师,斯坦迈茨在德国大学学过数学、电力工程和化学。1889年移民到美国,作为一名独立个人发明家,他搞出了200多项获得专利发明。[16]

(四)这是一场企业研发组织化、专门化,工业实验室主导的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不同的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一些企业组建工业试验室,使研发机构化、专门化、知识化。这一新的创新逻辑的确立,本质在于创新范式的进化。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的创新,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认知空间。但从原理的揭示到技术化、工程化、产品化、市场化还存在着“万里长城”,若干环节仍需要研发的加持。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德国在化工产业大放异彩,拔得世界的头筹。其中巴斯夫公司从支持合成氨的研发到产业创新发展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合成氨是19世纪人类为解决天然肥料日益减少而无法支撑未来而提出的课题,德国尤其紧迫。巴斯夫公司意识到其未来产业前景,关注和支持合成氨的研究。在若干科学家进行基础理论和试验的研究中,德国卡尔斯鲁厄高等工科学校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博士和助手掌握了以用氮气和氢气制取氨并取得比较高产率的技术(科技成果初现)。但技术是否可行,需要大幅提高合成氨实验装置的性能,找到大幅提高氨的生成速度的触媒,在大学缺少经费时,巴斯夫公司两次支持了哈伯博士及团队的研究(企业支持大学研发)。1909年7月的模拟实验中,哈伯系统稳定运转了5个小时,高压反应室中的氦气被转化成氨的达6%—8%,实验成功。巴斯夫公司获得成果转让优先权。作为研发奖励和不外泄技术的补偿,巴斯夫每年给哈伯支付2.3万马克的薪水和研究费,另外投产之后,每生产1千克合成氨,给哈伯提取数便士的红利(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在重化工业那里,要经过“中试”,以验证实验室成果产业化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这往往需要更复杂的二次或多次研发。合成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面临三大难题。即廉价高效触媒的开发,高纯度原料气体的大量生产和大型耐高温高压合成装置的研制。卡尔·博施博士主持了公司合成氨项目的中试(多次研发和试验)。在经历过爆炸和无数次的失败后走向成功(通过中试过程被工业实验称之为越过死亡之谷)。巴斯夫产出了世界上第一炉合成氨,开始了一个新的产业。卓越贡献者弗里茨·哈伯博士、卡尔·博施博士分别获得1918年和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17]

美国贝尔实验室是工业实验室优秀代表,也是用技术生产技术,用技术促进升级,用技术扩大对自然界认知的范例。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线年,成立贝尔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晶体管、信息论、太阳能电池、通讯卫星、激光器、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可视电话、UNIX系统和C语言的发明者。还贡献了25000多项专利技术。有15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16位获美国科学技术奖和4位获图灵奖。贝尔实验室既发明了技术,也发现了科学,既使技术工程化,又使技术产业化。

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工业实验室并非个别现象,“1898年以前美国工业中已创建139个研究实验室,其中112个在制造业,以后到1918年为止,又建立了553个研究实验室”。[18]工业实验室既是科学时代创新的产物,也是重要创新载体。

(五)这是一场产业组织进化,“流水线”与大规模生产相结合的产业革命。“流水线年)、特定的地点(底特律)、出现在特定的产业(汽车产业)中的。流水线相比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工厂制度而言,是一种技术和管理制度或生产方法上的飞跃性的创新。大卫·E·奈对流水线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可简要归纳为五个方面:劳动分工优势的提高;通用零部件;单一功能的机器;机器设备的布局以制造每一种零部件的操作为主,而不是根据其类型进行摆放;通过滑行和传送带将零部件传送到工人面前。[19]流水线的应用和不断完善,大大提高了福特公司的生产效率。

流水线重构了生产技术的物质结构,重构了工厂设计,也倒逼了技术变革。如零部件的精密加工和通用性等等。同时,也改变工厂生产的组织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过去工人的劳动是由管理者监督的,而在流水线上则由机器带动去实现。此后,在流水线的基础上,产生了管理的自动化和精益生产。流水线的推广,还引导了工业的全球化。由于流水线使得一般的工作变得简单且易于操作,正常人经过短暂培训就可以上岗,大大拓展了劳动力的适应性,制造这一精密过程在加工环节变得简单了。这使得劳动力便宜变成一种分工优势,这决定了新的国际分工。因此,流水线的影响和价值在产业创新中难以估量的。

电子信息产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报、电线世纪初就已发明并进入经济社会中。不过,真正可以称之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是20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应用,以及其后人类逐步走入互联网、物联网时代,信息产业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并成为几乎所有产业的基础。因此,我们考察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重点放在二战及以后的产业创新。

(一)这是一场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知识型企业引领的产业革命。如同前两次产业革命,企业仍是主角。从计算机的商业化到将互联网连接到千家万户,从手机的普及到大数据的形成,从人机互联到人工智能无一不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结果。不过,战后的几十年,科学更加高深,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产业创新中知识含量也不断增长。

一是知识型企业家在创新中群体性崛起。新产业的巨头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思科公司等初始所有权或高层管理者多拥有名校博士学位。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脸书公司的CEO也大都是不满学校的教育而退学的天才般的创业者。他们不仅具有传统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大多怀有改变世界的梦想。他们创业创新的领域,其认知基础不是浸淫日久的传统知识,而是对未知探索的渴求和对传统的叛逆。他们不是被动地满足已有的社会需求,而是以新供给创造出需求。

二是研发成为公司的基石和主业。与传统的公司不同,新公司竞争力主要来源于高门槛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出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服务新管理。研发型企业一般具有以下优势。(1)高投入的研发强度。一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比高达10%及以上。如深圳的华为公司2020年的研发投入超过营收的15%,超过1400亿元。(2)员工中高学历高水准的研发人员占比高。以华为公司为例,从事研发的员工占比近半数。在研发团队中,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超过千人。这个指标完全可以比肩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传统企业难以想象的。(3)以高新技术领域发明专利占领全球制高点。美国高通公司凭借CDMA领域的专利,在3G、4G通讯发展中赚得盆满钵满。华为公司在美国申请的专利超过万件,其中5G领域专利领先全球。专利技术竞争成为公司竞争之重器。(4)企业创新呈现出快速与迭代。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曾预言: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24个月翻一番。或微处理器的性能每两年提高一倍。迄今为止,信息技术的发展基本验证了摩尔的预言,故有摩尔定律之称。苹果手机于2007年推出,到2021年推出iPhone13,几乎年年更新。这些都集中反映了新经济中公司的创新力。

三是公司既是创新平台又是资源配置平台。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中国阿里巴巴等巨头,既是功能性公司,提供专门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如搜索引擎、通讯、供应链等,更是平台公司。这本身既是技术创新也是组织创新。作为平台公司,这些巨头链接着一种产业生态,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集群。如谷歌搜索引擎、谷歌翻译、谷歌地图、谷歌新闻、谷歌天气、谷歌无人驾驶等以及安卓系统开源式接入。苹果商店早已令人眼花缭乱。阿里巴巴将成千上万供应商接入系统。并且,随着云计算、智联网的创新链接和应用,新技术以不可遏制的方式繁殖和演化。实体世界之外的一个虚拟世界逐渐形成。这种由信息技术支撑的动态竞争产业生态创新至今还在蓬勃发展。它也许是人类产业创新的长期逻辑,或许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这是一场产学研深度融合、共同发力的产业革命。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新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企业从事生产、科研部门从事研发、大学从事教育,然后围绕“产”建立密切联系。或者局限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线性逻辑。尽管上述组合十分有意义,但产学研深度融合本质在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比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知识及其应用和人才发挥作用的内化。而知识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也需要企业创新提供支撑、反馈、验证和推动,两者相互依存和彼此增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融,浑然一体。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实践提供了成功范例。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批如雷贯耳的企业本身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化身。如谷歌、思科、惠普和太阳微系统、雅虎等等。这些创办者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或学子,也是企业家。他们是知识、技术的创新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业者。他们的身份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统一体。特别是那些起步于校园的企业。谷歌搜索引擎之路起步于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的研究和试验。思科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对夫妇,他们先设计出“多协议路由器”,联通校园内不兼容的局域网,后走出校园,创办思科公司。太阳微系统和硅谷图文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开发出第一代产品原型的公司。更多的是,从斯坦福大学校园延伸创业或校友开办企业仅在硅谷就达4万家左右,年收入占硅谷的50%左右,是若干细分领域的从0到1的创造者,他们改变了世界。

斯坦福大学还通过为硅谷的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前沿知识和培养合格人才助推产业创新,这也是更广意义上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而斯坦福大学周围林立的创新型企业,回馈大学,为大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或以校友名义为大学捐款;或以成功人士为在校学生提供示范;或因企业发展为创业创新者提供机会;或因企业创新给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提出课题和经费、场景支持等等。

(三)这是一场政府投放资源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产业革命。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生存在无政府状态,纯粹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也只存在理论的假设或幻觉之中。第一次产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行为比西欧其他国家政府更有利于产业创新和生长。第二次产业革命,后起的美国、德国政府以保护主义政策扶植本国产业,以兴办或支持教育(研究型大学或职业教育)为产业变革提供创新资源。第三次产业革命,政府对产业创新的介入和参与加深,有的直接当“运动员”,产业创新愈益复杂化生态化。

1.政府增加对基础理论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应用在战争中的威力和优势尽显。大战临近结束的1944年,罗斯福总统要求其顾问范内瓦·布什提出意见,如何沿续和运用科技力量,促进国家发展和民众健康等。布什组织研究并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科技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无可辩驳的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基础科学(包括发现原子核,激光、计算机和雷达等的物理学规律)对国家安全具有本质上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具有同等重要性。”“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成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20]

布什的这份报告,被认作战后美国科技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战后美国专门组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一些机构或新设立或增加预算。著名的有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还有建设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国家基金会不分国立、私立,以学科和项目的方式支持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和知识发现,是美国作为科学强国的重要支撑。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架构:纯科学理论研究(政府支持),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政府有限支持),技术开发(企业)。这一架构被称为“线性模式”。近年来,“线性模型”在实践上得以修正,政府支持应用基础研究的预算比重增长,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和卫生健康领域。在理论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唐纳德·E·司托克斯教授,考察了几十年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后,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说。即科研问题的选择,应转到社会需求导向的理论研究,其政策取向要转到支持应用基础研究为主。[21]而《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前沿》的作者,更是以美国的若干案例和最新的实践,对“线性模型”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其政策主张是重构政府支持创新系统。[22]对“线性模型”的反思,反映了产业创新模式的变化。

2.军工——产业相互增强的创新机制。美国政府在早期的武器供给中,培育了“可互换机制部件”,二战及以后,政府需求管理成为促进产业创新的强大机制。以电子信息产业的几大关键技术创新为线索,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直接需求,来源于军方解决爆炸品落点和弹道的大规模计算。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的第一个形态,1969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建立。集成电路的鼻祖仙童公司,第一批平台型晶体管的合同实际上出自军方。这份合同支持了仙童的集成电路研发,还促进产品工程上和生产上的可靠性。美国形成的军方——产业互增强机制,跨越了技术产业化早期的高成本、市场需求不足,难以筹资等“死亡陷阱”,为企业向市场拓展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企业创新一旦被市场接受,垄断性利润不但弥补创新成本,为再创新提供资金支撑,形成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而民间企业不断提升的高水准的制造和服务又满足军方更高的需求。军工——产业的正反馈,是政府以需求管理建构市场,国防与产业实现联动的创新。二战后,核工业、航空航天业基本上也是类似的创新轨迹。

3.政府组织产学研联合创新关键技术。20世纪70年代,为掌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关键技术,由日本通产省组织成立了一个产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在内的“VLSI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统筹和推进相关技术研发。并组建“VLSI技术研究组合”和共同研究所负责具体研发和实施。共同研究所研发人员由通产省下设研究机构专门人才和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等大型半导体企业研发骨干近百人组成。研发定位于10—20年的可应用的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发经费由政府和企业按比例出资,通产省出资近40%。4年攻关,通产省补助金总支出592亿日元,相当于通产省手中的一半补助金。1980年,“研究组合”解散后,到1986年项目终止,5家企业又陆续追加600亿日元用于技术的改进和再开发(可见政府和企业投资之大)。VLSI研发取得巨大成功。该项目之前,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80%左右要从美国进口。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相关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从1985年开始,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便超过了美国。到2000年时,除荷兰的ASML外,生产销售这种关键生产设备的厂商,都是日本公司。日美两国政府间,围绕着集成电路产业的控制权,还打了一场综合性的贸易战。[23]

日本这一案例表明,在技术高度复杂化、高研发成本、高产业风险条件下,政府参与产业创新有时是十分关键的。

三次产业革命表明,好的市场经济因产权、竞争、优胜劣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认同,内生着创新机制,这是产业创新的共同逻辑。但仅此还不足以全面理解产业革命的产生和变化。作为经济过程的产业创新,虽然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主体主导,科学和教育、工程和技术、政府规制和行为直接影响创新发生、速度、规模、范围、方式和进程。创新是具体的历史的实在的,是创新要素在特定场景下的组合,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产、研、学、官(政府)四要素的组合。这四种要素的组合可以有N种形式、N种结构、N种模式。它们的组合模式构成了产业创新逻辑的不同展开。要赢得新的产业革命,首先要坚守好的市场经济的大逻辑,形成特定时空下官产学研等创新要素有机生长和优化组合,如此,产业创新的活力将持续迸发。

[1][10] [英]罗杰·奥斯本.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M].曹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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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图鲁瓦洛戈·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前沿 [M] . 黄萃,苏竣,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10.

一文掌握全系列《侏罗纪》完整的时间线及恐龙大事件解释

《侏罗纪世界3》6月10日将在影院上映,无论你是否看过之前的《侏罗纪》系列作品,通过此文你基本上可以完全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从6500万年前开始,《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的时间在屏幕上的跨度为29年,这包括了6部电影和Netflix的《白垩纪营地》。

《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的在电影中的时间跨度为6500万年,大部分的情节设定发生在1993年至2022年的六部电影中。《侏罗纪公园》最初由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创作,他的畅销科技惊悚小说在1993年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改编成影视大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改变了克莱顿小说的许多方面,之后的每一部《侏罗纪公园》电影和电视项目都是在斯皮尔伯格电影确立的标准基础上进行的。

《侏罗纪公园》的惊人成功在1997年和2001年又分别催生了两部续集,直到2015年科林·特雷沃罗将其软重启为《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开启了第二个三部曲,此次三部曲在2018年的《侏罗纪世界2》和Netflix的经典动画衍生作品《侏罗纪世界:白垩纪营地》之后继续发展。2022年的《侏罗纪世界3》旨在将整个六部长篇故事串联起来,并为其画上一个明确的句号。特雷沃罗的《侏罗纪世界3》也让斯皮尔伯格在《侏罗纪公园》中扮演的角色——艾伦·格兰特博士(山姆·尼尔饰)、埃莉·萨特勒博士(劳拉·邓恩饰)和伊恩·马尔科姆博士(杰夫·高布伦饰)——与《侏罗纪世界》中的英雄——欧文·格雷迪(克里斯·帕拉特饰)、克莱尔·迪林(布鲁斯·达拉斯·霍华德饰)和梅奇·洛克伍德(伊莎贝拉·宝森饰)再次联手。

当然,所有《侏罗纪》系列电影中的真正的明星是克隆恐龙,尤其是霸王龙和迅猛龙。《侏罗纪世界》引入了基因工程杂交恐龙的概念,将暴虐霸王龙和暴虐猛禽等可怕的超级恐龙引入了该系列的传说。《侏罗纪世界3》将讲述从努布拉岛中运送出来的恐龙在全球范围内被释放,迫使人类和远古生物共存。人们常说,侏罗纪传奇是“一场酝酿了6500万年的冒险”,而《侏罗纪世界3》将标志着这个史诗故事的结束。下面一起来回顾《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时间轴上发生的主要事件。

《侏罗纪世界3》的序章确立了6500万年前,一头霸王龙被现存最大的顶级掠食者巨龙杀死。然而,一只蚊虫吸食了死霸王龙的血,然后被困在了树浆凝成的琥珀中。这只蚊虫得以完好的保存在琥珀中,这与1990年代早期《侏罗纪公园》中InGen生物工程公司的科学家提取恐龙DNA的标本是同一只蚊虫。

恐龙早在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但《侏罗纪公园》的InGen科学研究,找到了足够的DNA,并与两栖动物的DNA混合,成功克隆了多种恐龙,这才有了《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开篇。

InGen(国际遗传学技术公司)由约翰·哈蒙德(理查德·阿滕伯勒饰)于1975 年创立。哈蒙德“梦想”从琥珀中的DNA化石克隆史前恐龙。哈蒙德成立了一个由亨利·吴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来实现他的梦想。于是第一个史前生物于1985年被成功克隆。

《侏罗纪公园:失落的王国》回顾了InGen的起源故事,揭示了哈蒙德和他最好的朋友、苏格兰商人本杰明·洛克伍德爵士(詹姆斯·克伦威尔饰)一起创建了InGen。洛克伍德还在北加州洛克伍德庄园地下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遗传学实验室。当InGen的总部设在帕洛阿尔托时,恐龙克隆业务转移到了哥斯达黎加附近的索尔纳岛。InGen还收购了努布拉岛,作为恐龙主题公园的所在地,他们将其命名为“侏罗纪公园”。

到1993年,侏罗纪公园已经基本可以投入使用,并准备向公众开放。为了平息投资者的担忧,哈蒙德聘请了古生物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古植物学家埃莉·萨特勒博士和数学家伊恩·马尔科姆博士来参观并评估侏罗纪公园作为野生动物园的可行性。然而,其竞争对手基因公司BioSyn暗中收买了侏罗纪公园的程序员丹尼斯·内德利(韦恩·奈特饰)窃取恐龙胚胎。随后,恶劣的天气和人为的故意造成了一场灾难,摧毁了公园的电网,让恐龙得以逃离围场。

当恐龙占领努布拉岛时,格兰特博士和哈蒙德年幼的孙子莱克斯(阿里安娜·理查兹饰)和蒂姆(约瑟夫·马泽洛饰)被困在了丛林中。格兰特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并及时返回侏罗纪公园的游客中心疏散了岛上的其他人。哈蒙德意识到他的侏罗纪公园梦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决定永远关闭公园。

本杰明·洛克伍德的女儿夏洛特和她的丈夫在努布拉尔岛坍塌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失去亲人的洛克伍德决定在自己的庄园里使用克隆技术来再造自己的女儿。从《侏罗纪公园》事件中脱胎换骨的哈蒙德发现了洛克伍德的计划,并对他的搭档打算要做的“可怕的事情”感到十分愤怒。哈蒙德和洛克伍德为此闹翻了,本杰明·洛克伍德在洛克伍德庄园隐居。

1997年,病重的约翰·哈蒙德濒临死亡,他的侄子彼得·勒德洛(阿利斯·霍华德饰)接替他担任InGen的CEO。哈蒙德邀请伊恩·马尔科姆加入一个团队前往索纳岛,记录那里的恐龙,这些恐龙在飓风后被放归到了野外。在饲养恐龙的B站点,马尔科姆得知勒德洛雇佣雇佣兵捕捉恐龙,他想把它们带回圣地亚哥侏罗纪公园的景点,这个公园是哈蒙德曾经放弃了的一个圆形动物园,当时他选择了努布拉尔岛。勒德洛的雇佣兵捕获了一只成年霸王龙和一只幼崽,准备将其送往美国。

载着这只霸王龙的船意外地撞向了码头,这只超级食肉动物被放出来在圣地亚哥横冲直撞。马尔科姆和莎拉·哈丁医生(朱丽安·摩尔饰)用这头幼霸王龙把成年霸王龙引诱回了码头,并把它封在船上。然后霸王龙被送回索尔纳岛。

到1998年约翰·哈蒙德去世时,他已经从一个寻求从克隆恐龙中获利的实业家和资本家变成了一个希望自己的成果永远被封闭在岛上的博物学家。同年,马斯拉尼全球公司(Masrani Global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西蒙·马斯拉尼(伊尔凡·汗)收购了InGen,目的是实现哈蒙德最初的梦想——在努布拉岛开设侏罗纪公园。

2001年,一个名叫埃里克·科比(特雷弗·摩根饰)的12岁男孩在索尔纳岛附近度假时失踪。不久之后,他的父母保罗(威廉·h·梅西饰)和阿曼达·柯比(泰娅·莱奥尼饰)雇佣艾伦·格兰特博士带领一支队伍前往索纳岛营救埃里克。柯比一家的飞机在遭到岛上的超级掠食者棘龙的攻击后坠毁。格兰特找到了生存下来的埃里克,他们全力逃往海岸。尽管其他队员都被迅猛龙、无齿翼龙和棘龙等的攻击杀死,但格兰特还是成功地带领埃里克一家来到了海滩,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海军。

收购InGen7年后,马斯拉尼全球公司在努布拉岛开设了重新命名的“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克莱尔·迪林担任侏罗纪世界的高级资产经理,而欧文·格雷迪则被聘为公园的动物行为学家兼迅猛龙驯养师。侏罗纪世界包含了生物保护区、动物园和主题公园的元素,以及一个拥有酒店、餐厅、夜生活和高尔夫球场的豪华度假村。

马斯拉尼在哈蒙德最初的侏罗纪公园梦想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恐龙景点,包括侏罗纪世界泻湖中的沧龙。侏罗纪世界成功运营了十年。然而,马斯拉尼也了解到,公众对恐龙的迷恋正在减弱,于是该公司向亨利·吴博士施压,让他创造出暴虐霸王龙这样的杂交恐龙,作为公园的新景点。

2015年,在《侏罗纪世界》运行了10年没有任何事故之后,灾难降临了,摧毁了马斯拉尼的恐龙公园。暴虐霸王龙逃离围场,在岛上肆虐。暴龙的狂暴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飞在天空中的翼龙也逃离了它们的领地,导致西蒙·马斯拉尼的直升机被恐龙袭击并坠毁,灾难导致了他本人的死亡。当欧文·格雷迪和克莱尔·迪林联手阻止暴虐霸王龙时,侏罗纪世界被疏散。

格雷迪将他训练的三只由布鲁带领的迅猛龙武器化,帮助他猎杀暴虐者。此外,迪林还放走了侏罗纪公园里的霸王龙,自1993年哈蒙德公园沦陷以来,霸王龙一直生活在努布拉岛,以对抗这个暴虐霸王龙,幸运的是,这个杂交的超级掠食者最终被沧龙吃掉了。欧文和克莱尔,以及她的侄子们,撤离了侏罗纪世界。因为剩下的恐龙再次占领了努布拉岛,侏罗纪世界被永久关闭。

Netflix的动画《侏罗纪世界:白垩纪营地》已经播出了4季,第5季于2022年7月首播,它从《侏罗纪世界》的事件期间开始,一直延续到《侏罗纪世界2》的序幕之后。在《白垩纪营地》的开始,六个少年被带到岛上作为第一批营员,他们见证了侏罗纪世界的沦陷。孩子们被困在岛上,被迫独自生存,遇到了现在在努布拉岛自由游荡的恐龙。露营者们还遇到了大型狩猎动物和亨利·吴博士创造的一种新的杂交捕食者——天蝎暴龙。此外,营员们还见证了沧龙从暴虐霸王龙身上获得DNA,这导致了暴虐盗龙的诞生。

在《白垩纪营地》第四季开始时,露营者们逃离了努布拉尔岛,但被困在曼塔公司拥有的一个新岛屿上,岛上不仅有像棘龙这样的从《侏罗纪公园3》回归的恐龙,还有其他史前生物,如剑齿虎,以及机器人护卫。十几岁的孩子们知道曼塔公司克隆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恐龙,并对这些生物进行基因操纵,以此来抢夺投资者。《白垩纪营地》第五季将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季,它声称将与《侏罗纪世界3》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侏罗纪世界沦陷后,克莱尔·迪林和公园的几名员工都觉得对恐龙的善后负有责任,所以当努布拉尔岛的火山突然活跃起来时,克莱尔成立了恐龙保护团队,以确保资金并且拯救恐龙。克莱尔雇佣的两个主要保护团队人员分别是系统分析师富兰克林·韦伯(贾斯蒂斯·史密斯饰)和古生物兽医齐亚·罗德里格斯(丹妮拉·皮内达饰)。

克莱尔·迪林得知本杰明·洛克伍德和负责洛克伍德商业事务的伊莱·米尔斯(雷夫·斯波饰)资助了一项行动,即在西波火山爆发摧毁努布拉岛之前,从岛上拯救恐龙。克莱尔招募了欧文·格雷迪,他加入了探险队,去营救他的宠物迅猛龙布鲁。在他们到达努布拉岛后,格雷迪被领导这次任务的雇佣兵惠特利(泰德·莱文饰)出卖。洛克伍德的雇佣兵捕获了多种恐龙,把剩下的留在岛上自生自灭。欧文、克莱尔和他们的朋友在火山爆发中幸存下来,并和捕获的恐龙一起乘船返回洛克伍德庄园。

在庄园,欧文和克莱尔发现恐龙被秘密拍卖。此外,亨利·吴博士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杂交超级捕食者——暴虐猛禽,它是由暴虐霸王龙的DNA培育出来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洛克伍德的小侄女麦奇是本杰明已故女儿夏洛特的克隆人。欧文、克莱尔和格雷迪在与暴龙的遭遇中幸存下来后,麦奇决定把庄园下面捕获的恐龙放出来。逃脱的恐龙逃离了北加州,并开始遍布到全球。

《侏罗纪世界:巨石之战》的故事发生在《侏罗纪世界2》的一年后,讲述的是一个混合家庭在度假时遇到的情况,当异特龙和纳鼻角龙在他们的营地里打斗时,他们中间还有暴龙出现。《巨石之战》也以其他恐龙遍布世界各地的蒙太奇画面结束,这些恐龙让人类世界陷入了恐慌,为《侏罗纪世界3:》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这部短片由科林·特雷沃罗执导,于2019年在FX电视台首播,随后在网上发布。

在《侏罗纪世界:2》中的恐龙被释放的四年后,它们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大量繁殖。在《侏罗纪世界3》的预告片中,欧文·格雷迪发现迅猛龙布鲁已经成功繁殖。恐龙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衍也成为了一场危机,于是艾伦·格兰特博士、埃莉·萨特勒博士和伊恩·马尔科姆博士此次都将回归,此时的危机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侏罗纪世界3》也将迎来刘易斯·道奇森(坎贝尔·斯科特饰)的回归,他是BioSy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后一次出现在《侏罗纪公园》中(由卡梅隆·托尔饰演)。此外,侏罗纪的英雄们还遇到了巨龙的新克隆体,巨龙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掠食者。《侏罗纪世界3》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恐龙传奇呢?这有待6月10日电影院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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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

摘要:人类共经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三次产业革命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为动力的。但发生的背景不同,具体条件不同,创新元素及组合方式不同。厘清三次产业革命的联系和差异,有助于理解产业创新的逻辑,掌握新一轮产业创新的主动。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能否赢得胜利,关乎高质量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产业竞争,能否赢得优势,关乎国家兴盛。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发达国家既往的产业革命进行历史考察,从中寻找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

肇始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被公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一些先发国家由此走向丰裕。这场产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是一场按照一定逻辑展开的创新。

(一)这是一场由经验型且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掀起、组织和推动的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由纺织工业起步,以动力变革为基础,钢铁业、运输业及其他产业先后革新。这场革命的杰出发明者中,珍妮纺纱机发明者詹姆斯·哈里夫斯基是纺纱工。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理查德·阿克莱特是个理发师也是个做假发的。用焦煤炼生铁的发明人亚伯拉罕·达比是个卖麦芽酒的人。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人詹姆斯·瓦特是个造船工人的儿子,他在自学过程中与科学界有过不紧密的联系。在最重要的发明家中,只有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者埃德蒙·卡特莱特有大专文凭。[1]

如果他们仅仅作为技术发明人,还不能形成产业创新的充要条件。关键是技术发明人同时也具有企业家精神,这类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在创新经济学的奠基人熊彼特教授那里,所谓创新,就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破坏,实现一种要素的新组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企业家就是具有这种精神和这种才能并组织其他要素完成这一创新使命的人。企业家履行这样的职能,构成了产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2]

阿克莱特、拉比都是有名且兼有发明人和企业家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工业革命代表人物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及推动广泛应用的故事,大体上可以反映出那个年代的企业家精神。1765年,瓦特制作了一个对纽科门蒸汽机有革新意义的发动机模型(发明人),并得到了一个叫约翰·罗巴克的投资(投资人)。双方约定,罗巴克垫付瓦特对约瑟夫·布莱克的欠款(布莱克曾经资助了瓦特的研究),并承担制造机器的费用。瓦特许诺这种机器将节省一半燃料,罗巴克将得到2/3的利润作为回报(企业家间的契约)。到1768年末,机器设计完成,罗巴克出资注册了一个“减少火力发动机中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新方法”的专利。正在建工厂造机器的过程中,罗巴克企业破产,将股份转让给了另一位叫马修·博尔顿的企业家。于是,有了一个接力赛。博尔顿帮助瓦特延长了专利,双方签署了一项资助协议。博尔顿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费用,支付实验所有花销,并每年给瓦特300英镑,而他得到存续期专利收入的2/3。1776年,瓦特蒸汽机正式诞生并投入使用。到了1780年代末期,蒸汽动力已经变得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工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为几乎所有行业提供动力(瓦特—博尔顿公司因之占领市场并获利)。瓦特蒸汽机,从设计到生产、从应用到市场,直至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并改变了产业构成,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存在巨大利润的想象空间。企业家精神引导和支撑了创新。

(二)这是一场适应技术创新而生发的多方面创新的产业革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提出了企业通常采用五种方式“改变生产函数”,“实现新组合”:(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2)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大多采取一种或几种方式对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如英国经商奇才乔赛亚·韦奇伍德的成功之道体现了熊彼特教授概括的“五新”路径。韦奇伍德开发了一种奶油色的瓷器(这在当时欧洲是发明性的新产品),借为女王生产奶油色茶具之机,将产品冠以“王室牌陶器”(打造品牌),在其产品上,打上制造商的标识(商标运用)。捕捉欧洲当时流行的复古潮流,从考古中挖掘元素,制造出复古风格的陶器(新原料来源、新配方)。将陶器从日常用具引向奢华的装饰。除品牌、商标等营销方式外,韦奇伍德还一改委托经销的做法,在当时最时尚的伦敦,直接开设华丽的样品陈列间,开启展示性的销售(新方法、新市场)。他的产品不仅畅销英国,而且流行于欧洲。[3]韦奇伍德经营之道的创新,与当时的中国陶器经营策略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影响在今天看来亦有意义。企业家精神在他那里淋漓尽致地发挥。

工厂制度的确立,是英国工业革命中产业组织创新中的突出成就。水力纺织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经营自己的发明和生意,1772年,他在德比郡克罗姆福德建立起5层楼的厂房,将纺纱机和分拣、漂洗、标签和包装设备安装在一起,实现了纺织工业的机械化。这位发明人还通过控制专利授权,严格限制其他厂商工厂的纱锭数不得超过1000个,以阻止其挑战自己。阿克莱特的工厂,被誉为现代工厂的开端。工厂制度是一种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工厂生产的机械化,其能力和效率高于传统的手工作坊和家庭生产。工厂生产的规模化生产,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成本低于传统的手工生产。工厂生产形成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比没有分工的生产效率高。工厂催生的现代管理,对传统管理是一种变革。工厂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就打败了几千年盛行的生产组织,与工业革命一道,成为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

(三)这是一场基于大量企业的集群性创新,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呈现新业态新结构为主体的产业革命。产业变革不只是某一个企业的创新,由于存在着前向或后向,纵向或横向的相互关联,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往往形成集群式关联式创新。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时,织布技术比较领先,而纺纱技术不能与之相匹,市场需求催生了纺纱的机械,机械制造需要钢铁,炼铁需要大量的煤,采煤遇到了运输和排水问题,这些又对动力提出了需求。行业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市场,旧的结构打破,新的结构产生。在技术层面,产业关联也密不可分。如博尔顿—瓦特公司蒸汽机的生产和成功的大规模应用,得益于当时已有的机器加工业,特别是机床工业。瓦特的蒸汽机要求汽缸镗达到极高的精密度,该技术是由威尔金森公司发明的镗床加工的。这种膛床原来是制作炮弹而发明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谢弗认为,破解工业革命起源之谜,部分答案存在于三个貌似互不相干的因素:大炮、钟表和啤酒。在这三个领域,英国都曾处于领先地位,以‘火箭号’这种蒸汽机车为例,从事大炮制造的英国工程师早就掌握了一种精密技术,能把活塞严丝合缝地安到汽缸里,从而形成密封。英国的钟表师也知道怎样把杠杆的上下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英国的酿酒师是也有办法让蒸汽压力保持稳定。”[4]

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国民经济及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1801年英国的农业、林业、渔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制造业、矿业、建筑业为28%;1871年,上述收入分别为15%和42%,后者上升为主导产业。铁和钢的进出口也从一个方面反映英国经济构成。1700年至1709年,英国进口总量16千吨,出口总量为1.6千吨,而1850年至1859年,上述数据分别为44千吨和1225千吨。[5]棉纺业或许最能反映工业革命。1765年,英国的纺织总量是价值50万磅的棉花,全部是手纺。1784年,这一总量跃升到1,200万磅,全部是机纺。到1830年,棉布料占到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而这竟是出自一个看不到棉花种植地的国家。[6]尽管很难找到更完整的数据说明当时产业革命的整体结构和面貌,但可以断言的是,这场革命是整体性的“创造性破坏”,是全面性的“要素新组合”。正如熊彼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的竞争性消灭。新组合不意味着对某些闲置资源的利用,通常新组合须从某些旧的组合中提起必要的生产资料,新的组合意味着在旧的经济系统中现有生产资料的不同利用。[7]确实,18—19世纪的英国,自然资源并未有根本的改变,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新产业技术、新产业态、新产业结构、新产业组织渐渐占主导地位。

(四)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科学兴起,工业启蒙与理性觉醒背景下的产业革命。有人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这句话虽然不十分准确(没有证据表明蒸汽机的发明与牛顿力学直接相关),但大体上讲了工业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是有关的。美国学者乔尔·莫基尔在研究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时,提出了一个工业启蒙的概念,架起了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桥梁。莫基尔认为,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多层次的复杂现象,工业启蒙关注于对自然力量的观察、理解和人工利用。“工业启蒙是两类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8]这里两类有用知识,一类是命题知识,即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一类是指令知识,也可以称之为技术。前者具有认知特性,后者具有技艺性,工业革命中,两类有用知识的持续增长,互动和转化推动了创造和发明。科学发展对工业启蒙的贡献表现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互相交织。科学方法,是指以精确测度、数控实验或结果可重现为标志的具体方法,它贯穿于所有技术活动之中。科学精神则是一种对自然现象有序性、理性和可预测的忠诚信念。自然界是可知的,被固化在工程师和发明者的心目中。而科学文化认为,应用科学要服务于商业和制造目的。人类对事物的控制依赖于不断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如何工作的知识,自然界只能顺从具有有关知识的人来统治。[9]在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工业启蒙的影响中,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全新观念,这种观念的广泛确立,支配了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而科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方案和形式。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虽然科学本身还不足以直接作用于以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创新,但工业启蒙的深入人心和付诸实践,足以证明科学兴起对产业革命的巨大作用。

(五)这是一场发生在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具有相对宽松的工商业和社会团体发展条件支持的产业革命。为什么在18世纪的英国,涌现了一批天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推动着创新?为什么工业启蒙活跃在英国并成为促成工业革命的动力?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走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

1.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激励。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1689年,《权利法案》通过,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王权受到了限制,议会和政府掌握了权力,一批新贵取得了治权。《权利法案》废除了王权的一些特权,如暂停执行的法律有: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国王干预法院事务等。《权利法案》是对商业利益和家庭利益的一种保护,给企业家和投资人带来的信号是,他们创新收益不再随意被剥夺,经济活动有安全的社会环境。1776年,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严厉批评重商主义,赞美市场的平等交换和自由竞争,英国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形成。新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打破了中世纪以来以世袭地位进行社会分层的框架,为工商业者提供了进入社会的新通道和实现机制。正是这种激励,发明家企业家才激发起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也是这种激励,工商业逐渐呈现出广泛的而非零散的,持续的而非一时的发展态势。这一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唯英国所有。

2.专利制度。专利制度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指导,通过法律保护发明的权益,确认原创,激励创新。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蒸汽机革命性创新的瓦特,都是最大化专利制度的运用者、受益者。英国的专利制造,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增长。1700年到1740年政府每年平均授权的专利不足5个,而从1740年到1780年,每年平均的专利授权数量14个,1780年到1800年,平均每年的专利授权数上升到52个。[10]专利授权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这项制度对发明创造的吸引力,发明创新者对“我的创新”的在意和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创新突破的不断延伸。对工业专利授权为普遍性的保护。专利制度也是当时英国实施的独特制度,是鼓励创意、技术和产业创新的秘诀。

3.月亮社及社团。18世纪,英国有众多俱乐部,极负盛名里有伯明翰的“月亮社”,这是一个将工业与科学相结合的社团组织。会员中有的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发明家以及科学家等等。伊拉斯谟·达尔文(《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的爷爷)是月亮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员多是新教徒,包括作家、工匠、官员。每月满月的那天,他们就相聚一起进行交流。如企业家、陶瓷制作和营销商韦奇伍德与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交流陶瓷与化学方面的问题。月亮社的成员中,先后有10人成为皇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类似的社团组织,还有技艺协会,皇家研究所,伦敦地质学会,皇家工程师学会等。这些社团组织或综合或专业,或相互交流,或共同研究,或出版书刊,或组织培训,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和实用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降低了知识技能传播的成本。更为难得的是,通过这种方式,高深的知识和技能走进大众,普及社会,打破了阶层界限,促进了社会平等。而这一切构成了工业启蒙和产业创新的化合剂。这也是当时英国所特有的。

与英国情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一些国家也不乏科学家和发明家,甚至不乏当时最先进的发明。如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小镇,出产过的一种上乘的瓷器,这种瓷器专供王室。国王奥古斯塔斯二世为防止配方外传,竞下令将发明人关在城堡里。法国的天才发明人雅克·沃康松1731年发明的了一种水平最高的自动消化鸭,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但也没有投放市场,更没有形成产业。“英国人有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一项创新,首先要能赚钱,能够商业化。”乔尔·莫克尔说道:“无论是在哪个社会,都没有人对钱反感,但在法国,创新首先要服务于国家,他们首先看军队需不需要,军队不需要的,就用于上层社会。”[11]这或许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19世纪中后期的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各种新产业新业态爆发性增长,如石化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等。之所以以电的发现和应用为标志,是因为电的通用性、基础性,如同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既有继承性,又有革命性,这一点在其创新逻辑上也得以体现。

(一)这是一场发生在科学世纪,科学与技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产业革命。19世纪被称之为科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自然科学的各门各类,如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都日趋成熟,构成了自然知识的大厦。以至一些科学家认为,至19世纪末,自然界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使计算再精确一些而已。19世纪末,在认知上,科学化代替了工业启蒙,科学价值更深入人心,以科学应用提高技术和竞争力日益成为企业家的选择。

科学发展直接改变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源头。化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催生了化工技术的井喷,而物理学的进步,打开了通向电的技术的大门,一系列电的应用技术被发明了出来等等。有学者指出“1875年左右,西方尖端工业技术的发展已从可见世界里的杠杆、齿轮、凸轮、轴、滑轮以及曲柄转向不可见世界的原子、分子、电子流、电磁波、感应、电容,磁力、电量,电压、细菌、病毒以及基因,其结果是西方工业技术前进所依靠的泉源有所改变”。[12]而应用技术的发明,与科学发现又形成正反馈,加快科学革命。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巴斯德消毒法”与“巴斯德微生物学”的创新。1795年,法国糕点制造商阿佩特发明了食品灌装技术。1810年,英国出现了以密封方式存储食品的镀锡容器。但阿佩特和英国的效仿者们都不清楚这项技术为什么有效,也不知道功效过程是怎样的。法国葡萄酒酿酒师,也困惑于葡萄酒变酸且不易保质的问题。直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研究法国葡萄酒变酸时,揭示了其中的原理,即影响食品和酒变质变酸的主因是,某种微生物存活其中。用适当温度可以杀死或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从而保持食品或葡萄酒较长时间不变质。

在实践中产生的巴斯德微生物学和巴氏消毒法,不仅深化了生物学的认知,促进了食品行业的发展,而且对其他产业(如医疗)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科学或者认知的拓展,应用技术的进步,以及二者的协同和相互正反馈,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源泉,构成产业革命的“硬核”。

(二)这是一场现代教育勃发,源源不断提供人才支撑的产业革命。由中世纪而上溯,西方社会技艺的传承主要是师徒,及至中世纪末期的行会。这使得技艺封闭在圈子内,有用技艺得不到普遍的应用和大范围推广,也抑制了技艺之间的竞争和激发起的创新。中世纪时期,虽然办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进行经典教育。一些自然科学发现,更多的是由好奇心驱动或有钱人资助的研究成果。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产业创新的科学元素比重上升,对高水准的工程师、技师需求大,传统的师徒传承、行会和大学满足不了新产业的需求。一些后起的国家抓住了关键,大力发展新工科教育。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工程教育快速发展。伦斯勒理工学院(1824年)、麻省理工学院(1865年)、斯蒂文斯理工学院(1876年)先后成立。1919年,麻省理工学院在电机工程系启动了一个项目,参与的学生学习时间一半在学院,一半在通用电气公司。地方积极发展工程教育,工科类院校迅速增长,到1917年已有126所。[13]

德国作为后起之秀,19世纪教育资源投入对其成为科技和产业强国举足轻重。柏林大学(1809年)、波恩大学(1818年)先后成立,并贯彻研究和教育并重的新办学理念。“德国科学的大发展是从化学开始的。1924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从巴黎学成回国,担任吉森大学化学教授,这位有机化学之父在吉森大学创立了一套新的化学教学方法。首先他建立了一个专供学生使用的实验室,让学生们自己在实验室里动手解决教授所提出的问题,这打破了学生们在教授的实验室里打下手当门徒的传统。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生来到吉森,聚集在李比希身边,使吉森成了当时欧洲的化学研究中心,李比希的学生很快分散到德国各地,在各大学和新型的化工企业担任职务,使德国的化学和化工首先走向世界的前列。”[14]美国、德国超越英国,领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风骚,引入和创新现代教育功不可没。

(三)这是一场工业科学的兴起,科学家加入企业创新的产业革命。所谓工业科学,是指科学知识在工业中的应用或用科学理论和方法组织工业设计、生产、管理等。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随着科学的创新和应用,特别是一些不可见的元素知识应用,如原子、分子、电子、电、磁、细菌、病毒等等,只有受过训练的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才能理解和运用,工业科学由之兴起。一批科学家被有远见的企业家聘用,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在其相关作品中引述了传主的一段话,为工业科学中科学家的加盟和创新作用的发挥,作了一个很生动的注解。“我们发现……一位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斯博士——他向我们公开了许多奥秘,现在发现一向被认为好的矿石的含铁量比过去所说的要少10%、15%甚至20%。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不好的矿现在都在生产优质矿石,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了。生铁炼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化学知识解除了。”[15]这还不是个案,如发明大王。爱迪生本身不是科学家,但他雇用艾普顿和克劳迪斯为他工作,前者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后者拥有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通过兼并接收了爱迪生的电器公司,留用了查尔斯·斯坦迈茨当咨询工程师,斯坦迈茨在德国大学学过数学、电力工程和化学。1889年移民到美国,作为一名独立个人发明家,他搞出了200多项获得专利发明。[16]

(四)这是一场企业研发组织化、专门化,工业实验室主导的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不同的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一些企业组建工业试验室,使研发机构化、专门化、知识化。这一新的创新逻辑的确立,本质在于创新范式的进化。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的创新,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认知空间。但从原理的揭示到技术化、工程化、产品化、市场化还存在着“万里长城”,若干环节仍需要研发的加持。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德国在化工产业大放异彩,拔得世界的头筹。其中巴斯夫公司从支持合成氨的研发到产业创新发展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合成氨是19世纪人类为解决天然肥料日益减少而无法支撑未来而提出的课题,德国尤其紧迫。巴斯夫公司意识到其未来产业前景,关注和支持合成氨的研究。在若干科学家进行基础理论和试验的研究中,德国卡尔斯鲁厄高等工科学校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博士和助手掌握了以用氮气和氢气制取氨并取得比较高产率的技术(科技成果初现)。但技术是否可行,需要大幅提高合成氨实验装置的性能,找到大幅提高氨的生成速度的触媒,在大学缺少经费时,巴斯夫公司两次支持了哈伯博士及团队的研究(企业支持大学研发)。1909年7月的模拟实验中,哈伯系统稳定运转了5个小时,高压反应室中的氦气被转化成氨的达6%—8%,实验成功。巴斯夫公司获得成果转让优先权。作为研发奖励和不外泄技术的补偿,巴斯夫每年给哈伯支付2.3万马克的薪水和研究费,另外投产之后,每生产1千克合成氨,给哈伯提取数便士的红利(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在重化工业那里,要经过“中试”,以验证实验室成果产业化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这往往需要更复杂的二次或多次研发。合成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面临三大难题。即廉价高效触媒的开发,高纯度原料气体的大量生产和大型耐高温高压合成装置的研制。卡尔·博施博士主持了公司合成氨项目的中试(多次研发和试验)。在经历过爆炸和无数次的失败后走向成功(通过中试过程被工业实验称之为越过死亡之谷)。巴斯夫产出了世界上第一炉合成氨,开始了一个新的产业。卓越贡献者弗里茨·哈伯博士、卡尔·博施博士分别获得1918年和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17]

美国贝尔实验室是工业实验室优秀代表,也是用技术生产技术,用技术促进升级,用技术扩大对自然界认知的范例。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线年,成立贝尔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晶体管、信息论、太阳能电池、通讯卫星、激光器、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可视电话、UNIX系统和C语言的发明者。还贡献了25000多项专利技术。有15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16位获美国科学技术奖和4位获图灵奖。贝尔实验室既发明了技术,也发现了科学,既使技术工程化,又使技术产业化。

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工业实验室并非个别现象,“1898年以前美国工业中已创建139个研究实验室,其中112个在制造业,以后到1918年为止,又建立了553个研究实验室”。[18]工业实验室既是科学时代创新的产物,也是重要创新载体。

(五)这是一场产业组织进化,“流水线”与大规模生产相结合的产业革命。“流水线年)、特定的地点(底特律)、出现在特定的产业(汽车产业)中的。流水线相比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工厂制度而言,是一种技术和管理制度或生产方法上的飞跃性的创新。大卫·E·奈对流水线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可简要归纳为五个方面:劳动分工优势的提高;通用零部件;单一功能的机器;机器设备的布局以制造每一种零部件的操作为主,而不是根据其类型进行摆放;通过滑行和传送带将零部件传送到工人面前。[19]流水线的应用和不断完善,大大提高了福特公司的生产效率。

流水线重构了生产技术的物质结构,重构了工厂设计,也倒逼了技术变革。如零部件的精密加工和通用性等等。同时,也改变工厂生产的组织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过去工人的劳动是由管理者监督的,而在流水线上则由机器带动去实现。此后,在流水线的基础上,产生了管理的自动化和精益生产。流水线的推广,还引导了工业的全球化。由于流水线使得一般的工作变得简单且易于操作,正常人经过短暂培训就可以上岗,大大拓展了劳动力的适应性,制造这一精密过程在加工环节变得简单了。这使得劳动力便宜变成一种分工优势,这决定了新的国际分工。因此,流水线的影响和价值在产业创新中难以估量的。

电子信息产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报、电线世纪初就已发明并进入经济社会中。不过,真正可以称之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是20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应用,以及其后人类逐步走入互联网、物联网时代,信息产业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并成为几乎所有产业的基础。因此,我们考察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重点放在二战及以后的产业创新。

(一)这是一场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知识型企业引领的产业革命。如同前两次产业革命,企业仍是主角。从计算机的商业化到将互联网连接到千家万户,从手机的普及到大数据的形成,从人机互联到人工智能无一不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结果。不过,战后的几十年,科学更加高深,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产业创新中知识含量也不断增长。

一是知识型企业家在创新中群体性崛起。新产业的巨头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思科公司等初始所有权或高层管理者多拥有名校博士学位。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脸书公司的CEO也大都是不满学校的教育而退学的天才般的创业者。他们不仅具有传统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大多怀有改变世界的梦想。他们创业创新的领域,其认知基础不是浸淫日久的传统知识,而是对未知探索的渴求和对传统的叛逆。他们不是被动地满足已有的社会需求,而是以新供给创造出需求。

二是研发成为公司的基石和主业。与传统的公司不同,新公司竞争力主要来源于高门槛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出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服务新管理。研发型企业一般具有以下优势。(1)高投入的研发强度。一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比高达10%及以上。如深圳的华为公司2020年的研发投入超过营收的15%,超过1400亿元。(2)员工中高学历高水准的研发人员占比高。以华为公司为例,从事研发的员工占比近半数。在研发团队中,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超过千人。这个指标完全可以比肩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传统企业难以想象的。(3)以高新技术领域发明专利占领全球制高点。美国高通公司凭借CDMA领域的专利,在3G、4G通讯发展中赚得盆满钵满。华为公司在美国申请的专利超过万件,其中5G领域专利领先全球。专利技术竞争成为公司竞争之重器。(4)企业创新呈现出快速与迭代。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曾预言: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24个月翻一番。或微处理器的性能每两年提高一倍。迄今为止,信息技术的发展基本验证了摩尔的预言,故有摩尔定律之称。苹果手机于2007年推出,到2021年推出iPhone13,几乎年年更新。这些都集中反映了新经济中公司的创新力。

三是公司既是创新平台又是资源配置平台。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中国阿里巴巴等巨头,既是功能性公司,提供专门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如搜索引擎、通讯、供应链等,更是平台公司。这本身既是技术创新也是组织创新。作为平台公司,这些巨头链接着一种产业生态,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集群。如谷歌搜索引擎、谷歌翻译、谷歌地图、谷歌新闻、谷歌天气、谷歌无人驾驶等以及安卓系统开源式接入。苹果商店早已令人眼花缭乱。阿里巴巴将成千上万供应商接入系统。并且,随着云计算、智联网的创新链接和应用,新技术以不可遏制的方式繁殖和演化。实体世界之外的一个虚拟世界逐渐形成。这种由信息技术支撑的动态竞争产业生态创新至今还在蓬勃发展。它也许是人类产业创新的长期逻辑,或许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这是一场产学研深度融合、共同发力的产业革命。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新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企业从事生产、科研部门从事研发、大学从事教育,然后围绕“产”建立密切联系。或者局限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线性逻辑。尽管上述组合十分有意义,但产学研深度融合本质在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比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知识及其应用和人才发挥作用的内化。而知识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也需要企业创新提供支撑、反馈、验证和推动,两者相互依存和彼此增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融,浑然一体。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实践提供了成功范例。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批如雷贯耳的企业本身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化身。如谷歌、思科、惠普和太阳微系统、雅虎等等。这些创办者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或学子,也是企业家。他们是知识、技术的创新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业者。他们的身份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统一体。特别是那些起步于校园的企业。谷歌搜索引擎之路起步于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的研究和试验。思科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对夫妇,他们先设计出“多协议路由器”,联通校园内不兼容的局域网,后走出校园,创办思科公司。太阳微系统和硅谷图文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开发出第一代产品原型的公司。更多的是,从斯坦福大学校园延伸创业或校友开办企业仅在硅谷就达4万家左右,年收入占硅谷的50%左右,是若干细分领域的从0到1的创造者,他们改变了世界。

斯坦福大学还通过为硅谷的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前沿知识和培养合格人才助推产业创新,这也是更广意义上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而斯坦福大学周围林立的创新型企业,回馈大学,为大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或以校友名义为大学捐款;或以成功人士为在校学生提供示范;或因企业发展为创业创新者提供机会;或因企业创新给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提出课题和经费、场景支持等等。

(三)这是一场政府投放资源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产业革命。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生存在无政府状态,纯粹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也只存在理论的假设或幻觉之中。第一次产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行为比西欧其他国家政府更有利于产业创新和生长。第二次产业革命,后起的美国、德国政府以保护主义政策扶植本国产业,以兴办或支持教育(研究型大学或职业教育)为产业变革提供创新资源。第三次产业革命,政府对产业创新的介入和参与加深,有的直接当“运动员”,产业创新愈益复杂化生态化。

1.政府增加对基础理论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应用在战争中的威力和优势尽显。大战临近结束的1944年,罗斯福总统要求其顾问范内瓦·布什提出意见,如何沿续和运用科技力量,促进国家发展和民众健康等。布什组织研究并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科技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无可辩驳的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基础科学(包括发现原子核,激光、计算机和雷达等的物理学规律)对国家安全具有本质上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具有同等重要性。”“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成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20]

布什的这份报告,被认作战后美国科技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战后美国专门组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一些机构或新设立或增加预算。著名的有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还有建设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国家基金会不分国立、私立,以学科和项目的方式支持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和知识发现,是美国作为科学强国的重要支撑。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架构:纯科学理论研究(政府支持),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政府有限支持),技术开发(企业)。这一架构被称为“线性模式”。近年来,“线性模型”在实践上得以修正,政府支持应用基础研究的预算比重增长,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和卫生健康领域。在理论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唐纳德·E·司托克斯教授,考察了几十年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后,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说。即科研问题的选择,应转到社会需求导向的理论研究,其政策取向要转到支持应用基础研究为主。[21]而《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前沿》的作者,更是以美国的若干案例和最新的实践,对“线性模型”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其政策主张是重构政府支持创新系统。[22]对“线性模型”的反思,反映了产业创新模式的变化。

2.军工——产业相互增强的创新机制。美国政府在早期的武器供给中,培育了“可互换机制部件”,二战及以后,政府需求管理成为促进产业创新的强大机制。以电子信息产业的几大关键技术创新为线索,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直接需求,来源于军方解决爆炸品落点和弹道的大规模计算。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的第一个形态,1969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建立。集成电路的鼻祖仙童公司,第一批平台型晶体管的合同实际上出自军方。这份合同支持了仙童的集成电路研发,还促进产品工程上和生产上的可靠性。美国形成的军方——产业互增强机制,跨越了技术产业化早期的高成本、市场需求不足,难以筹资等“死亡陷阱”,为企业向市场拓展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企业创新一旦被市场接受,垄断性利润不但弥补创新成本,为再创新提供资金支撑,形成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而民间企业不断提升的高水准的制造和服务又满足军方更高的需求。军工——产业的正反馈,是政府以需求管理建构市场,国防与产业实现联动的创新。二战后,核工业、航空航天业基本上也是类似的创新轨迹。

3.政府组织产学研联合创新关键技术。20世纪70年代,为掌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关键技术,由日本通产省组织成立了一个产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在内的“VLSI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统筹和推进相关技术研发。并组建“VLSI技术研究组合”和共同研究所负责具体研发和实施。共同研究所研发人员由通产省下设研究机构专门人才和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等大型半导体企业研发骨干近百人组成。研发定位于10—20年的可应用的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发经费由政府和企业按比例出资,通产省出资近40%。4年攻关,通产省补助金总支出592亿日元,相当于通产省手中的一半补助金。1980年,“研究组合”解散后,到1986年项目终止,5家企业又陆续追加600亿日元用于技术的改进和再开发(可见政府和企业投资之大)。VLSI研发取得巨大成功。该项目之前,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80%左右要从美国进口。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相关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从1985年开始,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便超过了美国。到2000年时,除荷兰的ASML外,生产销售这种关键生产设备的厂商,都是日本公司。日美两国政府间,围绕着集成电路产业的控制权,还打了一场综合性的贸易战。[23]

日本这一案例表明,在技术高度复杂化、高研发成本、高产业风险条件下,政府参与产业创新有时是十分关键的。

三次产业革命表明,好的市场经济因产权、竞争、优胜劣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认同,内生着创新机制,这是产业创新的共同逻辑。但仅此还不足以全面理解产业革命的产生和变化。作为经济过程的产业创新,虽然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主体主导,科学和教育、工程和技术、政府规制和行为直接影响创新发生、速度、规模、范围、方式和进程。创新是具体的历史的实在的,是创新要素在特定场景下的组合,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产、研、学、官(政府)四要素的组合。这四种要素的组合可以有N种形式、N种结构、N种模式。它们的组合模式构成了产业创新逻辑的不同展开。要赢得新的产业革命,首先要坚守好的市场经济的大逻辑,形成特定时空下官产学研等创新要素有机生长和优化组合,如此,产业创新的活力将持续迸发。

[1][10] [英]罗杰·奥斯本.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M].曹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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