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解读“一号令”:将来政变预演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严重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10月17日,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中国人民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就在发令的当天晚上,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孤独地冤死在监狱里。

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其实,发布“一号命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的决定后,曾对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想让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批准留下10天。这样,和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在身上。

10月的一天,带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家。告诉,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后,一直住在外面,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当即表示同意。最后,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表示可以。

于是,夫妇心里踏实多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他们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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